近日,记者采写的《“一年签了33份责任状”——透视部分基层泛滥的责任状》引发基层干部强烈共鸣和广泛热议。不少人评论说,基层责任状泛滥成灾,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早就应该好好治治了。
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源于记者和湘西一位镇长的交流。在一次采访中,这位镇长向记者“吐槽”,现在基层责任状“满天飞”,上面不管安排部署什么工作,都让乡镇签个责任状,似乎不签责任状,就没法干工作了。他认真算了下,仅2016年,他所在的乡镇就签了33份责任状。但实际上,很多责任状签了以后,基本上也就丢一边去了。
听到这个情况反映以后,记者在日常采访中就多了个心眼儿。此后,每次到乡镇采访,记者都会问问当地干部关于责任状的问题。没想到,乡镇干部对责任状过多过滥几乎集体“声讨”。他们普遍反映,签责任状签得心里都有些麻木了。至于签过的每份责任状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他们心里其实也很没底,“反正只要不出事就行了”。
客观来说,责任状本身并无问题。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上下级就某项工作签订责任状,上级将工作任务布置给下级,下级承诺全力完成工作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责任分解、压力传导的目的。这相当于,下级给上级立了“军令状”,上级给下级上了“紧箍咒”。由此来看,上下级签订责任状的初衷是好的,如果运用得好,效果应该也不错。
那为什么现在一讲起责任状,就会引得基层怨声载道、叫苦不迭?不少乡镇干部大倒苦水,讲出了他们心中的苦闷和无奈。现在最大问题是责任状“满天飞”,让基层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干工作“眉毛胡子一把抓”,疲于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考核以及材料报送工作。有些上级部门把责任状当成了“万能药方”,以为只要责任状一签,什么工作都能落实到位,却没有考虑基层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落实责任。
不少基层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上级部门热衷与下级签订责任状,实际上是一种“甩包袱”的官僚作风,习惯了当“甩手掌柜”。这种路径依赖背后的逻辑是,工作我已经布置下去了,责任目标我也已经分解了。至于能不能落实责任,或者采取什么方式完成任务,那是你的事情,我管不着。如果不出事,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要是出事了,对不起,我就拿你是问。最终结果是,基层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浮夸虚报、弄虚作假。
在与一些乡镇干部交流时,记者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一位山区镇长对记者说,乡镇权力、财力、人力都极为有限,有时开展工作真的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举例来说,要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乡镇没有交警没有执法权,老百姓超载、三轮车载客,劝导难以起作用。拆违控违,需要协调方方面面关系。在要求限期限量完成的情况下,如果不“踩红线”,不打擦边球,怎么可能完成任务?
如果不管部署什么工作,都让基层签个责任状,其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责任状泛滥,本质是一些上级以行政权力压制下级,根源在于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不科学,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基层干部甚至说,一个地方责任状的多少,往往是当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存量的直接反映。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考核机制早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尽快改革。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处在政权体系的最末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基层的责任主体。落实好从中央到省市县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乡镇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味将责任“包袱”压在乡镇干部身上,却无助于落实责任,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要给乡镇干部松绑减负,当务之急是去一去责任状的“库存”,挤一挤这种落后行政手段的“水分”。另外,还要在责任分担、上下联动、科学考核方面,再多想想办法,千万别再动不动就以责任状落实责任了。(刘良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