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省城固县的李女士和管女士遇到了一件“委屈事”，她们在超市遇到一位走失小女孩，本想好心帮她找家人，却被赶来的孩子父亲当成人贩子殴打。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一场误会，孩子父母随后向两位好心人道了歉，小女孩母亲也在超市附近张贴《致歉信》，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2月23日《华商报》）
这起发生在小县城的“误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本来出于好心，帮助走失女孩找寻家人，却被当事人误以为是人贩子遭殴打。类似事件，在这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然而，当好人屡次被冤枉，当善举一再被误解，当正义总是得不到宣扬，这个社会的道德成本，无疑会给人增加更多的“负重感”。
幸好，小孩家长在真相大白之后，给两位被冤枉的好人写了致歉信，然而，生活中还有那么多被误解的善举善行，它们又该如何找回正义？或许，助人为乐的人，不在乎任何功利性的满足，但这个社会，却需要更多的好人得到回报，更多的善举得到理解，试想，如果“好人没有好报”，谁还愿意助人为乐？
这个问题，可能属于道德满足与道德付出的典型争议。一方面，我们总是在强调社会需要道德脊梁，强调舍利取义；可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坚守道德，却总是要付出代价，这种不对等的付出，难免会显得过于高蹈，过分委屈自己，往往也会给人造成“道德伪善”的错觉。就具体情景而言，和生活中常见的“老人倒地扶不扶”“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的争议一样，有时候，真的不是好人变少了，而是社会的道德成本提高了。
再联系到前不久，一位学生撞宝马车后留的致歉信，体现的也是信用成本和诚信底线之间的关系。将二者一对比就会发现，同样是致歉信，前者属于“冤枉好人”后的歉意表达，而后者彰显的却是诚信价值，虽说二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但都折射出一个问题——目前人们做好事，其实是有后顾之忧的。在一次次的信任危机过后，“帮或不帮”、“救或不救”的纠结，已经成了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道德测试题。
或许，一句“尽管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以后遇到这种事还是会做”的回答，还不足以表达一位好人的委屈。讨论“行善风险”，其实是在追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该不该继续坚持。当然，理想的状态下，做好事、行善举的前提，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得以健全，人们的诚信度有所提高。否则，好人总是会被冤枉，而“帮或不帮”、“救或不救的“道德困境”也总会让人陷入纠结。（宋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