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前的1977年9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停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当年12月，没有复习多久的考生便兴奋而忙乱地走进了考场。让我们逆向拨动时光的秒针，把镜头慢慢摇向一个家庭的祖孙三代考生，他们走进了同一所大学，体验了以“高考的名义”而带来的些许人生转变，不管是时代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这些转变也从一个侧面连缀起半世纪的共和国的历史……（6月7日《北京青年报》）
保定的郭树松、王振力、王颖昕，这姥爷、爸爸、外孙女三辈人都曾考入中国政法大学。虽说三代人在不同年代考入同一所高校显得有些“巧合”，却诠释了不同时代的高考所代表的相同内涵，即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人生。姥爷高考是为了“脱农”；爸爸高考被认为是“县城青年前往大城市、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精英的最好机会”，而外孙女高考“只是一次经历”。祖孙三代高考，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追求，却反映了时代变迁过程中国民思想意识的提升、见识的增长，更折射出国家在不断发展中呈现的新貌。
郭树松高考时，“脱农”是目标，“上大学，当公家人，还能吃饱饭”是动力，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决断。王振力高考，是渴望到大城市，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轮到王颖昕高考时，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王颖昕这一代城市青年，再也不把高考视为“救命稻草”了。这表明，国人的高考观念变了，变得客观和理性，这是个人和时代的共同进步；国民的风貌，正是国家整体风貌的缩影。
是的，从单纯的“脱农”，到提高个人素质，追求更好生活，再到“获得一个平台，有更多的人生选择”，祖孙三代高考，令人体味到40年间国人心态的变化，追求的侧重，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是个人之喜，也是国家之幸。这些变化令人欣喜，说明高考不仅给个人以更大的自由，还表明社会正朝着更为公平的方向发展。高考不仅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彰显了国家的宽厚，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公平的前提下发挥才智。从此意义上说，高考也是在培育所有国民的公平、公正这些现代公民的观念。
哪怕是从祖孙三代高考试题的变化中，也能看到高考的进步。如今大学录取率大幅提高，使更多的学子考上了大学，这说明高考政策更加宽厚。而现在大学的教学环境、课程内容等，也与姥爷郭树松，甚至爸爸王振力那代人相比，都有了明显改善，这充分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自恢复高考40年来突飞猛进，这更加验证了恢复高考的正确性，可以说，这三代人都从高考“福利”中获益。虽然祖孙三代在不同时代考入同一所高校，但其参加高考的目的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那就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从更大意义上讲，高考为国家选拔了高等教育人才，是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力，营造了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良好氛围，为我国随后的经济腾飞夯实了基础。
祖孙三代用高考为自己的人生赢得精彩，而就恢复高考本身来看，更是共和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拐点”。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成为国家得以重新复兴的根本。高考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成了全社会的范本。由此，保定祖孙三代考入同一所大学，这是一家人之幸，更是国家之大幸。三代人脸上透出的喜悦，就是共和国历经沧桑后向前迈进，不断展现的繁荣新貌。（刘天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