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放管服”改革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既要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又要善于做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啃政府职能转变的“硬骨头”，真正做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过程。（6月14日北京青年报）
这几年“放管服”的“成绩单”不可谓不亮眼，尤其是在取消各种“奇葩”证明和手续方面，可以说是大刀阔斧，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对于政府来说，用权力这把“刀”来割自己的“肉”，这种改革其实并不容易。但是笔者以为，从制度上取消“烦民”证明不易，从作风上转变“烦民”作风更难，这同样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深水区。
为什么会有“烦民”问题？各种奇葩的证明和手续确实让人不堪其扰，跑断腿也跑不完公章的“万里长征”。但是，这只是直接原因。群众对奇葩证明和手续的不满并非一天两天，为何有些单位和部门就是充耳不闻？既不向上反馈请示，也不向下想办法压缩简化？归根到底就是不主动作为的问题，就是没有摆正自己和群众谁“服务”谁的问题。
换言之，即便是取消了一些证明和手续，如果相关单位的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群众进得门来，还是遭遇“脸难看”，还是“千年等一回”，哪怕只办一个证明，也会成了翻不过的“火焰山”，又岂能不“烦”？可见，不作为、慢作为，是比“烦民”证明更“烦民”的作风。只有转变“烦民”作风才能治标治本，促使相关单位主动作为、换位思考、不推不等，从而让“放管服”工作事半功倍。
“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这是李克强总理谈到“放管服”时引用的一句话，出自《汉书•文帝纪》。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文帝能够明确提出“毋烦民”，确实是躬修节俭、廉洁爱民的一代明君。但是，囿于当时的制度，汉文帝的“毋烦民”其实指的是在“取之于民”时要有度。而在如今简政放权、“放管服”的背景下，这种“毋烦民”则已经上升到政府服务群众时，要尽可能大开“便利之门”。
一个是从“万人之上”的“管理者”的角度“毋烦民”，一个是从执政为民的“服务者”的角度“毋烦民”，大前提的本质差别，决定了二者的根本要求不同。显然，对于后者来说，仅仅达到制度层面的“毋烦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从理念上、作风上“毋烦民”。
我们常把简政放权比作“减法”，把加强监管喻为“加法”，而提到优化服务，则称之为“乘法”。在“放管服”这个“混合运算”中，优化服务应该具有一定的“优先权”。这需要动真碰硬，更需要持之以恒。只有让“毋烦民”理念和作风成为常态，成为政府的“基因”，才能真正实现“相忍为国、让利于民”。（赵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