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广西南宁的“小官巨贪”丘朝阳因贪污近3700万元，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0万。记者发现，这名女性副科长在8年时间里，利用负责接待的职务便利，以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公款，而所敛钱财金额比令政策、仇和等52名省部级高官的都要多。（7月12日 法制晚报）
“小官巨贪”危害大，众所周知；但“蚁贪”之猛，超过大老虎，还是令人惊诧。其实无论是利用负责接待的职务便利，还是虚开发票的常规手段，都司空见惯。这提醒人们，相关的监管机制，可谓漏洞不小，且缺乏专人专责专盯，因此，网格化监管应据此查漏补缺，提早健全跟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构建“网格化”管理机制。顾名思义，一般系指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其“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将这个一概念移植到法纪监管上来，就需要铺开一张党纪国法的大网，对拥有特殊资源或特殊权力的部门和人员，尤其握有直接签批权的财会等腐败易发领域，制定细化而有针对性的监督制度，努力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如网格般严丝合缝。如此才能让心存假公济私之念的人有所惧惮，涉案前三思而行，案发后及时落马，将党和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网格化”监管具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近年来腐败案件多发，且数额越来越大，几乎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织“网”不密有密切关联。我们目前纪律、法条之多，已堪称周详，但多规定不够细化，以致于变相助长了“贼胆”，等到有人控制不住贪欲，陷入进去，悔之晚矣。石家庄位同区居委会马某等七人在城中村改造中，多次收受房地产公司贿赂达8000余万元；国贫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伙同他人，鲸吞基本建设专户资金达9400万元……如果有了网格化监管，应该能起到有效预警和阻遏作用。
“网格化”监管重在严密和便于近身监督。网格化的系统性特征，将监督的触角伸向每个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如此法网恢恢般的存在，本身就使得非法之念的“破土而出”变得挣扎而纠结。因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类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后，就会考虑安全需求。有无网格的存在，人对于安全的意识会完全不同。所以网格带给人不自由感觉的同时，也会对人的前进方向进行有效矫正。
“网格化”监管还尤其适用于“小官巨贪”这类情形的贪腐。因为，只有监管具体可感，人的行为和欲念才会有所顾忌。“小官”猖獗，仰仗的就是监管松弛，时间精力都消耗到了老虎级别的官员那里；如果有网格环伺，就可防微杜渐，将腐化堕落的苗头性问题及早铲除。
只有从每个案例入手，将其纳入制度解决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小官巨贪”现象绵延不绝的土壤。类似“蚁贪”胜“虎贪”的令人惊诧的案例，才会就此在“网格化监管”的“天网”面前，颓然坍塌。（马啸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