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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淘宝诉平台售假店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商誉造成损害，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12万元。据悉，该案系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7月21日《京华时报》）
谁能料到，因为网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假货，淘宝居然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将其告上法庭，并提出高达267万元的赔偿。虽然一审判决的结果与索赔金额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过很显然的是，此案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赔偿金额本身的高低，而是以首例的破题打开了电商平台维权和打假的一条路径，并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榜样。
一直以来，阿里巴巴都将网店售假行为视为“肌体毒瘤”，采取了严打严防的措施，以实现“天下无假”的愿景。其很多举措都具有行业标杆的价值，比如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打假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形成了线上拦截、线下打击、权利人共建和社会共治的四维打假模式。在打假的手段上，除了技术性防控，还通过线索的提供和政企之间的联动，以形成合力打假的态势，并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绩。仅2016年，阿里通过大数据挖掘出造假线索1184条，为各地公安打假提供了有力武器，成功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880名，捣毁涉假窝点1419个，破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30亿元。
制假售假行为之所以泛滥成灾，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收益与成本之间没有形成正比，机会收益太高所致。唯有加大违法行为的成本，让其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才能让其心存敬畏而恪守底线。像“酒驾一样打假”的零容忍原则如何实现，就得在惩戒措施上做加法甚至乘法，比如对造假售假者，除了向警方举报以查窝点、打源头、治违法，让其付出应有的刑事代价外，还应通过索赔的方式让其付出民事代价，若再辅以行政处罚的手段，则可形成“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三重叠加。现行打假的短板恰在于，刑事责任偏软、行政责任偏慢、民事责任偏弱，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民事诉讼的缺位，致使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未能体现。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民事赔偿在打假治劣过程中，往往发挥着无以估量的作用。比如2014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评审团判处著名烟草公司雷诺烟草赔偿给Michael Johnson的遗孀236亿美金（合人民币1600多亿）。再比如欧洲最大的家具商宜家（Ikea），因抽屉柜倒下压死了三个孩子，结果付出了赔偿5000万美金的代价。在国内，把民事赔偿变成惩罚性赔偿的呼声很高，但如何实现这一利益诉求与愿景，还需要权利受损方自我有所作。只有当每个权利主体，都能具有零容忍的态度，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利，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民事赔偿这一短板，则打假治劣的局面才会获得实质性改观。
电商平台与网店之间，其实是“巢与卵”般的“命运共同体”。没有网店的进驻，平台就只是一个“空空的房子”，当然没有平台，网店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此紧密的利益关联下，电商平台要拿“自己人开刀”，需要很大的勇气。全国首例公开宣判的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表达了某种鲜明的态度，也提供了丰富手段的样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电商打假是一个行业共同的责任，阿里已在不遗余力采取措施严打假货，并不断刷新打假的纪录，京东、一号店等同行们又会拿出什么样的表现来？
效果好不好，不看广告看疗效。在电商售假现象相对严重而亟待重拳治理的现实下，需要整个行业都能采取“淘宝式诉讼”，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自身的权利，还电商行业一片干净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