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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来自重庆的谢达明到南宁市邕武路某房地产工地从事建筑工作。上一次来南宁，谢达明和老乡站在邕武路某房地产工地，看着业主们领钥匙搬进新房，却不知道自己的血汗钱什么时候才能追回。今年11月28日，他们再一次赶来南宁。包括谢达明在内共有31名务工人员，领回被拖欠的工钱共计81万元。而邕武路某房地产工地工程承包方原负责人莫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经被刑事拘留。（11月30日《南宁晚报》）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恶意欠薪，“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将被追究刑责。这为恶意欠薪者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包工头莫某拒不支付31名工人劳动报酬81万元，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后，莫某依然拒不支付，还玩起了失联。执法部门不是病猫，法律条文不是手纸，其被警方法刑事拘留，完全是咎由自取。笔者期待，恶意欠薪刑拘由个案判例变成法治常态，对恶意欠薪者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不过，司法毕竟是终极救济手段，劳动者只有在穷尽一切维权手段，且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仍不支付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责任。劳动者要完成这些法律程序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本案当事人被欠薪时间跨度达两年之久）。再者，作为公诉案件的恶意欠薪案，劳动监察部门和公检法机关能否快速联动，能否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公检法机关在立案、公诉、审判与执行等环节，是秉公执法还是受到权力、金钱的干扰，还有待观察与验证。现实生活中，比莫某恶意欠薪案金额更大，性质更恶劣的无良老板也不乏其人。
因此，我认为，要治理欠薪顽疾，不仅法律要做好终极司法救济，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前移监管关口，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欠薪。欠薪发生以后，法律再来惩治恶意欠薪者，是一种马后炮式监管方式。应对恶意欠薪，与其法律当“灭火队员”，不如政府职能部门平时做好“防火队员”，筑牢法律制度防线防范用人单位欠薪。
早在2004年，《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就明文规定，逾期不支付工资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一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劳动法已经颁布22年，劳动合同法生效近10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建筑领域需缴纳一定比率的工资保证金方能办理施工许可证，其他行业也比照建筑领域缴纳工资保证金。如果职能部门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制度办事，一旦出现工资拖欠，由职能部门启动工资保证金，发放劳动者工资。劳动者讨薪难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由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弱势的劳动者在强势的老板面前缺乏话语权。特别是工程转包更易引发劳资纠纷。欠薪的用人单位多了，劳动者为了保住打工机会，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敢与欠薪的霸王潜规则叫板。再加上政府职能部门执行力疲软，助长了欠薪者的嚣张气焰。
欠薪问题的根源除了劳动者弱势、老板无良以外，还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法律法规不完善、执行力不够、劳动者维权渠道不畅通。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十分必要。比如，企业不交足工资保证金不许开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办法，由用人单位负责举证，企业拿不出工资发放证据视为欠薪，依法进行处罚；完善社会信用系统，给欠薪单位建立信用档案，把欠薪者列入信用黑名单，全国联网，让欠薪者寸步难行，加大欠薪者的违规风险与欠薪成本；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由工会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展开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待遇、工资结算方式等问题的谈判，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强大的执行力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欠薪者的欠薪成本，对恶意欠薪行为果断亮剑，工资做到按月发放，欠薪事件也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如果劳动者权益平时不能落实，司法救济不及时，不仅欠薪者肆无忌惮，劳动者的尊严底线还会继续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