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 外卖佣金应设置抽成上限“红线”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43项具体措施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企业恢复发展，包括“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在政策出台当日，美团港股应声下跌14．86％，反映出市场担忧，引发舆论热议。（3月1日《南方日报》）

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出台这份5000多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字里行间充满对中小微企业关爱有加，厚爱一层，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服务领域困难行业，走出疫情阴霾，恢复发展，但因其中一句“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引起网友们的过度解读与围观，片面认为此举是监管升级的信号，并传导到资本市场上。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此次出台的《若干政策》，在外卖佣金制度安排上，是“引导”下调服务费，以及“引导”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商户给予阶段性服务费优惠。用“引导”这个词汇，作为制度性安排，不但彰显出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市场主体地位，也体现出政策执行因地制宜，不盲目搞“一刀切”。

实际上，随着降低外卖佣金，呼声越来越高，已列入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规划。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郑重提出，引导平台企业合理降低商户服务费；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也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要求引导外卖等网络平台合理优化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利用平台经营的抽成、佣金等费用。

自去年5月，外卖平台在国内多地开始启动费率透明化试点，推行阶梯化费率，将原有固定比例的费率拆分为，技术服务费（佣金）和履约服务费，从政策具体实践来看，表面上似乎更加灵活了，但在实际效果上，费率的阶梯化与透明化，像是在“换汤不换药”，并未带来外卖佣金的实质性下降。

要想让外卖佣金走向正轨化、制度化，国家层面应当设置抽成上限“红线”。具体来讲，组织专家学者、消费者、商户、外卖骑手与平台利益方代表，在认真调研、行业利润评估基础上，通过召开费率听证会等程序，规定一个抽成上限。2021年，全国工商联拟向全国政协报送《关于加强餐饮外卖平台反垄断监管协调降低佣金的提案》，提案中介绍，平台抽拥在10％－15％区间才是餐饮企业可以接受的，否则很难实现赢利。

假设平台抽拥在10％－15％是最为合理区间，外卖佣金的最高费率15％，就可以划定为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所有外卖平台的佣金抽成比例，必须低于这个上限比例，这不仅有利于平衡消费者、商户、外卖骑手与平台利益关系，让“佣金矛盾”得到彻底化解，实现多方共赢，也能让外卖行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