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 即没有因果也不是必然
河北新闻网
2011-03-20 15:46
来源:杂文报
责任编辑: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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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难兴邦”这个词频频见于媒体,显然与我国近年来接踵而至的灾难有关。在古籍中,有“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左传·昭公四年》)的说法,也有“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晋·刘琨《劝进表》)的意见,由此可见,“多难兴邦”一词,不是宣传的臆造,而是古来的成语。宣传的臆造,易致反感;古来的成语,可供赏鉴。

    《成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版)的释义是,国家多遭患难,可以促使内部团结,因而兴盛起来。人们的认识往往止步于此,却不肯再深入一步,问一个为什么?正因为缺少深入的思考与缜密的分析,以致这个成语在应用中显得十分轻率与随意。

    “多难”与“兴邦”是什么关系?在目前的宣传中,往往给人以因果关系的错觉。这种关系能够成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教训证明,“多难”与“兴邦”,既不是“当然”关系,也不是“应然”关系,更不是因果关系,撑破天,只能说是“或然”关系。文章开头的两条古训,都前置一“或”字,这意味着古人在创造这一概念时,对它的涵义是十分清醒与客观的。

     “多难”既不是“兴邦”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兴邦”的必要条件,“多难”既不是“兴邦”之因,“兴邦”也不是“多难”之果。只有“脑残”才会认为,房倒屋塌,家破人亡,是崛起的前提;饿殍遍野,尸体山积,反而是强国的先兆。反之,因“多难”而“削邦”,因“多难”而“丧邦”,在历史上更为常见。正如台湾作家柏杨所说:“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丑陋的中国人》)

    “多难兴邦”并非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多难”是客观现实,“兴邦”只是主观愿望。从“多难”的此岸到达“兴邦”的彼岸,不是无条件的。将“多难兴邦”称之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是一个铁的规律,一个人类社会的辩证规律,一个人的实践的辩证规律。”(2008年6月11日《北京日报》)无疑在宣布“多难必然兴邦”,“兴邦必先多难”。这样一种闭目塞听的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史实,也不符合当今世界的现状。

     有一句话曾被反复引用,且将其作为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笔者始终未能查到此语的出处)“没有哪一次”——不知是否翻译的因素——话说得太绝对,这几乎是“多难必然兴邦”的翻版。然而,这句话与“多难兴邦”一样,带有强烈的主观的、感性的色彩,并不能视为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

     邓拓先生曾经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公元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中国救荒史》)如果按照“多难必然兴邦”的逻辑,那么,自古迄今,中国应当是一个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国家,何以在历史上却出现了如此频繁的朝代兴衰、政权更替乃至合合分分?

    绍兴徐文长旧居“青藤书屋”有一联曰:“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这一思想较之“坏事变好事”,更接近辩证法。在“多难兴邦”的话语体系中,如果硬将“多难”与“兴邦”相联系,就必须建立一个有关社会代价的考察体系。建国60年来,如果将后30年改革开放的“兴邦”之路,说成是由前30年运动频仍的“多难”所激发,如果我们只看到人们在“文革”后的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从而忽视了在30年的岁月里,在辽阔的国土上,以两代中国人作牺牲,以这样的代价启动改革,居然还自我炫耀的话,这说明国人根本没有也不想吸取历史的教训。

     以“多难兴邦”抚平灾民流血的伤口,以“多难兴邦”麻痹民众问责的神经,以“多难兴邦”掩盖社会治理的失误,以“多难兴邦”歪曲历史挫折的真相,事有轻重,道理则一。那就是“多难”发生之际,社会从来没有代价意识与责任意识,只有GDP拜物教才会欣喜若狂,因为救灾又创造了一份GDP,而这倒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兴邦”之依据。除此之外,剩下的只是“大爱无疆”的“八方支援”或者“高瞻远瞩”的“拨乱反正”。

     世界民主政体长达百年的公正、自由、法治的稳定结构证明,如果将“多难”作为“兴邦”的前置条件,而忽视对于“多难”的教训的总结、责任的追究、制度的改革,是多么荒诞不经!灾难的发生,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破坏,往往还有生命的损失。人的生命来到世间,只有一次。生命因“多难”而丧失,“兴邦”对于死者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任何社会进步都不应寄托于灾难之发生。

    构成灾难的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当今时代,纯粹的天灾越来越少,即使是天灾,也往往有着人类活动的因素。在人的禀性与心理中,一旦与权力或利益相连接,往往产生一些阴暗的、邪恶的劣根性。人的劣根性是可以反复发作的,因此,由人制造的“人祸”也就会重复发生。近代史上的慈禧太后,虽然她“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章炳麟对联),然而,“多难”的中国,并未“兴邦”,由于她顽固坚持“祖宗之法”,拖延实行立宪改革,终于“多难丧邦”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波强似一波的政治运动,不断揪出“一小撮”,以发动新运动来深化旧运动,以新错误掩盖旧错误,频繁的灾难,并没有导致“四化”“兴邦”的实现,反而,不仅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基础,而且破坏了传统文化,毒化了世道人心。如果不是“人亡政息”,何来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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