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江西村民因为穷,采矿患上尘肺病,花光家中微簿积蓄,丧失劳动能力，贫病交加穷上加穷。一代一代的贫穷下去，恶性循环，何处能解脱贫穷。

    教育家说：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是拔除贫穷的根。可是因为穷，所以穷，是对穷困山区孩子上学问题的高论。其因果推理如下：

    因为穷，上不起学，致使文化低、技能差，致富无门；外出打工，也只能干苦力，赚不到钱。结果是更穷了。

    也为穷，早婚、多子女，家庭负担重，更无力培养下一代，结果是穷穷相因，变成世袭之穷。

    乍看之下，“因为穷，所以穷”的剖白，蛮有道理。独出心裁而又言之凿凿，叫人钦服。可一琢磨，却经不起推敲。

    原因与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为转化，所谓“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是也。但从因果关系说，“因为穷，所以穷”所持的穷穷相因论，忽略了山区孩子之“穷”的复杂性，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即其本质。

    事物存在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的现象。然而在一果多因的诸多原因中，必有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一因多果中，也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结果。漠视最大结果和根本原因，则失诸表面性和片面性。那么，对山区孩子的上学与贫穷这对因果关系，当作何研判呢？

    家境贫寒，当然是上不起学、接受不了教育的原因。但它仅是原因之一，不是唯一原因或全部原因，也算不上根本原因。且不说有“希望工程”、捐资助学等因素的存在，最根本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致农村教育的贫困。

    上学受教育，是中国孩子享有的法定权利。就是说，山区孩子的上学，其家长负有责任，但更是政府和教育行政官员的义务、职责。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官员义不容辞，负有主责。倘把上不起学的问题让孩子家长单扛，有失公允，也只能为政府及其教育官员卸责。而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并不穷，但宁可花钱为官员吃喝玩乐埋单，也不愿用于教育投入。《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说，自《义务教育法》颁布至2000年的十五年间，全国约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子弟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未入学的三千万，小学阶段失学的近四千万，小学毕业后未上初中的五千万，在初中辍学的三千多万。

    再进一步说，山区孩子上不起学，国家和中央政府也有责任。现今的中国政府挺有钱，2010年的财政收入达八万亿。这么多钱花在哪儿了？除了到处铺摊子，仅“三公”消费一项恐怕有上万亿了，为何不能口下留情、节省些钱，用于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为何教育投入的比例至今达不到法定的4%？从教育资金投放说，主管全国教育的教育部，实际上只能叫“高教部”或“大学部”；其掌管的一大笔钱，只往直属的几十所大学身上撒，用于义务教育的则微乎其微。国家为什么不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义务教育的目标？称穷是山区孩子上不起学的主因，说不通嘛。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对中国的财政收入与农民的纯收入作过比较研究，并得出一组数据：1978年，财政收入相当于八亿多农民的收入总和；1996年，财政收入等于三亿八千万农民收入之和；及至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已抵得上十二亿多农民的纯收入总和。真是“国富民穷”呀！老百姓贫穷的一大原因，不就在政府过多挤占了中国经济发展成果么？“城市像欧洲一样，农村像非洲一样，官员像大款一样，农民像难民一样。”坊间民谚的四个“像……一样”，就挑明了当下贫富悬殊和“民穷”的根源。

    “所以穷”的主因，不是“因为穷”，而是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特别是山区孩子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没有落到实处。这才是穷穷相因，造成“穷二代”、“穷三代”世袭问题的要害。国民之穷、山区农民之穷，其最大之穷因，就在不公平制度产生的权利的缺失！因此，在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的民生问题上，不采取强有力的“国家行动”，“提升幸福指数”终不过是纸上谈兵。

    穷在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世态炎凉，古今皆然。官方媒体能关注山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当为好事。但是，“因为穷，所以穷”的因果推理，却不着边际，似“王顾左右而言他”，掩盖了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弊病。山区孩子渴望切切实实的扶教济困行动。为政者摒弃马皇后式“民富不祥”的思维，从发展教育、开发民智入手治穷，才有望如韩愈《送穷文》所说，“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   (乐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