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日，某官员主持例行记者会，当一位域外记者问自己触犯了哪条法律，为什么被警方约谈时，她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由此引发了许多评论，如《南方周末》3月17日刊载的《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作者陈有西，李庄律师的辩护律师之一)。

    某官员内心里或许觉得自己一时失言了，但面上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澄清，认错更是没门。“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表达的就是许多官员的潜意识：法律当用则用，当弃则弃，时时处处拿法律说事那是患了政治幼稚病。问题是，当公权力之箭纷纷射向弱势的民众时，民众不拿法律抵挡，难道任其射出一个个窟窿？

    忝居法学教席，总有人问我，在中国，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我撇开教科书回答：法律和法律人的地位有些尴尬，法律的作用时有时无、时大时小；法律是弱者手中唯一可资利用的武器，虽然弱者挥舞法律武器“为权利而斗争”的效果往往不太好，毕竟聊胜于无；而强者只有碰到更强者时，他才会“看好”法律。

    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晚年感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治徒有其名，人治畅行无阻。被开除党籍的这位巡抚大人何出此言？原来他想通过法律渠道为自己申辩而不得！即使他的申辩属于狡辩，甚至属于矢志与人民为敌，他想到了援引在位时基本上置于脑后的法律规定，以保护自己尚存的权利和尊严，就足以说明法律还是管点用，哪怕起到的是画饼的作用。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我却从来不教我的学生认法律的死理，而是反复提醒他们认清中国国情：在中国，即使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法律也仅是其要考虑的因素当中比较不重要的一个，遑论其他组织和领导人！当年，伟人曾经自豪地向外国友人说，“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抵得上十部法律！”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民日报》社论和领导人讲话，比之法律，哪个更“灵”，工农兵学商干全体心里亮堂着呢！

    公民为什么不能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在一些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看来，法律仍是“刀把子”。法律治民，法律是官方对付刁民、乱民、草民、平民的“刀把子”，温和一点也至少是一根强有力的绑绳。专政机关嘛！可既然叫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谁是敌人呢？现今的社会矛盾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极个别的，拿法律当“刀把子”使，未必伤着真正的敌人，却容易伤及不是敌人的人民！

    宪法、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公权力，防止它为非作歹；防止公民非法对抗政府的功能倒在其次。也就是说，宪法、法律重在治权、治官、治吏。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均非圣贤，他们也有追求个人、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就容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怎么办？西谚说得好，“防火防盗防政府”，对于政府，需用法律来约束它作恶，用法律将其容易滥用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以免权力成为吃人的老虎。因此，公民拿法律作挡箭牌，是保护自己的未必最佳但是最为和谐的方法，拿法律说事的人民不会成为乱民。当法律不能作挡箭牌时，公民只能拿其他具有危险性的东西作反击性防卫，情况岂不越发糟糕？

    法律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挡箭牌，还应该是司法机关对党政领导人的挡箭牌。党政领导人不按法律出牌，依惯性对司法机关发号施令时，有点良知的司法机关负责人就应该拿法律当挡箭牌：某书记(某长)，这事违背法律，我们办不了！如果不晓得拿法律当挡箭牌，一旦党政领导人玩完，“配合工作”的司法机关负责人或者办案人员岂能独善其身？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大名鼎鼎的“白宫”书记)报复陷害举报人，构成“报复陷害罪”，共同犯罪人不是有颖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成吗？汪成当初如果拿法律当挡箭牌，坚不从命，可能有官位不保的后果，但绝不至于身陷囹圄。

    承办赵作海案的商丘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就“聪明”多了，在“同意公诉”的审批意见前头，他有意加上了“根据市委政法委意见”字样，所以当赵作海冤案大白于天下时，商丘市人民检察院独得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从上述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检察院公诉部门曾经拿法律当挡箭牌，没有挡住，怪不得他们，他们要养家糊口，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为了维护法律毅然挂冠而去！

    承接上文，根据事理、法理推演之，公民不仅有权将法律作为“挡箭牌”——对自己进行防御性保护，在必要的时候，而且可以将法律作为“长矛”使，刺向腐败的局部，让贪腐者、渎职者现出原形、痛入骨髓，威慑之下，官风、党风向上走，亦未可知！至于法律的“刀把子”功能，仅限于极个别情况下在极个别人身上体现！

    “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法律总要超过你”，这里的“你”包括强权。如果强权不能在法律面前低头，人民不能拿法律当“挡箭牌”抵挡强权的野蛮侵犯，更不能拿法律作“长矛”进攻违法乱纪的执掌权柄者，所有的法律就都变成具文，法律就什么都不是了！

    (西法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