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胡集中心所原所长周文彬，在微博上直播去亳州市纪委自首并检举的过程。据周当天上午对记者表示，他举报的是利辛县国土局局长于强等3名局领导。（见4月14日《新京报》）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宜黄拆迁案中钟家姐妹被困于南昌昌北机场厕所、 11·15上海静安区高层住宅大火事件、于建嵘等人发起的“微博打拐”等，微博参与整个事件过程的直播，彰显“一秒钟现场”优势和微博聚沙成塔的“微力量”。而被网友称为“这可能是史上第一例采用微博直播的方式去自首”的“微博直播自首”则意示着微博的触须已伸入反腐领域。

    周文彬“鱼死网破式”的自首、举报是痛苦的，从他的一则微博——“这次下自首的决定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也没有告诉任何亲戚。因我告知的话，家人会用性命来阻止我”——可以感受得到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怆，但他又是聪明的，因为信息的全面公开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微博直播自首、举报过程，利用微博海量信息以裂变的方式即时集散的特点，打破传统信息传播的迟滞效应，以及被垄断、操纵的风险，争取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有助于还原事件真相；“微博直播”、“举报腐败”的双重社会热点叠加效应，势必激发网民情绪，触发“围观效应”，并通过传统媒体的及时介入，从而对事件施加某种影响，为事件得到相对公正解决平添一份舆论力量；“阳光举报”更是“曲线救国”，它对某些心存歹念者是一种警告：光天化日之下打击报复举报者及其家属将是愚不可及的事。

    假如沿习传统的自首、举报方法，他也可能得到体制救赎，获得公正的解决，但潜在风险无疑要大得多——暗箱操作，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举报的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更糟糕的是，举报者及其家属受到或显或隐的打击报复。有多少举报者受到被举报者的打击报复缺乏统计数据，但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轻者受到歧视、刁难，重者受到诬陷、打击，身陷冤狱甚至丢了性命也不鲜见。2008年，安徽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就冤死狱中。因此，“微博直播自首”折射出举报者对体制的信任不足以及对公正的严重焦虑。

    哪怕“微博直播自首”充分满足了网民窥私、猎奇、发泄等心理需要，笔者还是要说，微博是一面双利刃，先入为主的单边信息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由此激发起的公众情绪并非是理性的、公正的，万一有偏颇，不但对举报者提及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允的，也不利于事情的公正解决。“微博直播自首”是微博新使命，亦给体制提出新课题，体制应该正视后面的公正诉求，并以同样的价值观处置事件，譬如公开、公平、公正，使得事件得以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