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武汉市直行政单位，进行着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其中一市直机关被查出多发908.87万元，在册123人，人均应退还金额7.39万。(据5月3日《新京报》)

    数千万元违规补贴，如果再给这样的数字加上“2007年至2009年间”、“武汉一地”的限定词，无疑更让人感到滥发津贴补贴的触目惊心。依据《公务员法》和有关规定，对其予以清退，当属必要。但就事件性质而言，人们希望清退只是开始，而不能止步于此。

    政府部门并非生产单位，他们何以有这么多钱用来滥发呢？据报道，这些钱主要来自预算外资金，而预算外资金最主要的来源则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有了这样一个资金链条，一些人对于部门利益、个人私利的追求便会直接传导于收费环节，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越强烈，对于收费等行为的实施就越紧迫。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部门对罚款、收费如此热衷，为什么那么多罚款、收费的背后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或规定。对此现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在《遏制部门职权利益化的制度设计》一文中曾指出：为多发津贴补贴，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千方百计搞违规“创收”，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直接导致政府职能异化和公务员角色错位。

    正是这样一种扭曲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导致了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也保证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违法、违规的津贴补贴源源不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已属见怪不怪，甚至成了一种组织行为和群体行为。仍以武汉为例，“很多补贴都是地方政府批过的，极个别的是部门自立项目”。同时，超出中央要求范围发放的津补贴名目很多，个别单位一个部门内部超出国家要求发放的津补贴就有13种。

    这也充分说明，滥发津补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工程”，如果单纯地就事论事，止步于一退了之未免有诸多不足。其一，一退了之不利于进一步追究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滥发津补贴的深层次原因。对有关责任人应视其责任、情节予以相应处理，允许一退了之则成了避重就轻，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违规者。其二，一退了之，只不过是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退还出来而已，并非真正的处罚，其威慑力和制约作用难免大打折扣。其三，一退了之还会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认为“风头一过、一切照常”，难免使清退轻描淡写。

    因此，无论是立足亡羊补牢，还是着眼未雨绸缪，都不能止步于清退，而要以此为开端，加强监管、加强制度保证，既消灭“ 罚 款 经济”之类的生存空间，又全面解决预算外收入失控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