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

        称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

      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

        悲剧。在她看来，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往往导致返贫，孩子

                 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显示，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南方周末》8月5日)。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是一个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趋势的顽固和强化，让所谓的重视有些轻描淡写，与之相反的则是众多农村学生命运的落寞。事实上，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当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考生以及父亲身份分别是农民、工人、干部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专业入读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等。“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现象与总理温家宝的感慨不谋而合“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横亘在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道课题。

    我国重点高校的教育机会明显地偏向那些拥有优越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阶层子女。阶层差异导致对教育后学业成功机会不均等，更隐蔽地表现在教育过程本身就使不同阶层在教育后个人发展前景机会出现不均等。学者科尔曼在《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中指出，机会的平等寓于某种特定的课程的接触之中，如果只有入学机会的均等、参与教育过程的均等，那么工匠或手艺人的子女反而会失去他们最可能从事的职业机会和未来发展的机会。因为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适应于升学的课程，优越的社会资源为中上层阶层打开机会之门的同时，也把低收入阶层拒之于大门之外，甚至阻碍了低收入阶层子女获得职业的机会。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普遍存在着，有关“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的感叹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在国家重点院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最多的高校贫困生。可以说，阶层复制的陷阱似乎正在形成。

    学者里斯·布朗说：“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善，不论未成年学习者，还是成年学习者，都有依据需要拥有它的平等权利，社会有责任依据职业流动和发展个人潜能的需要提供继续教育。”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显然是对此的背离，当然，离我们所期待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善”就越来越遥远了。而如何防止制度性缺陷导致的阶层复制扩大化——阶层的封闭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课题。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