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少坤被广州人唤作“区伯”。他有两部手机：用来随手抓拍被私用公车，再 “晒”上微博，并回复网友留言。6年来，共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解救”。在微博，他的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3万粉丝。有人说他“有钱有闲”，但他每月仅480元低保费，一家四口的租住房不足48平方米。他6年来，经常被骂、被吐口水，几次被打。（6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提起专拍私用公车的“区伯”，我又想起了在济南和郑州的另外两名“专拍哥”。济南“专拍哥”在某知名论坛上连续3个多月发布1000多张公车私用照片。郑州的老吕，从2007年起，每年都要拍摄大量的公车私用照片和视频，并在博客或论坛上曝光，这些年，被他个人曝光的公车达1000多辆，虽然他因此遭辱骂和恐吓，可他从未放弃。又一个“区伯”加入监督公车私用的群众阵列，这是我们社会之幸，更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一位老人能这么长时间义务地、甚至不求一丝精神鼓励地监督公车，时至6年后才被媒体发现，这让人感慨的同时，更感动于他这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执著精神。其实，公车私用和每一人都有关，因为它的车轮一旦私奔，“奔”掉的可是纳税人白花花的钞票。而我们几乎都是纳税人，因此关注公车是否公用、全程和常态监督好公车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区伯”的公民意识觉醒，担起宪法赋对公众的监督权，那么何愁不能卸下公车私用的任性之轮。
然而，当前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或许是因为“只见‘区伯’、不见惩处”，人们渐次对监督公车私用缺失热情。加之不少人在“难得糊涂”的条幅下过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日子，还叨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也正是很多公车敢于大摇大摆地私用的生存土壤，而且这层“土壤”还越来越有盐碱化倾向。
甚至还有公车私用的官员在一次次平安无事之后，开始嘲笑起“区伯”来——尔等不过是螳臂当车。当前，公车私用已到很严重的地步，各地监管公车私用的措施看起来像治表不治本。这导致私用公车大量消耗有限的财政。这一现象实际上已成为公众广泛置喙的一种机关恶疾，严重地减损着政府的廉洁指数。
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曾令人忧虑地指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逼近国防开支金额。据测算，许多公车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被用于为领导办私事上。这意味着，即使不要求机关削减公车，仅靠控制公车私用，也能节约一大笔公款开支。可以说，车改形势依然紧迫，大修“公车私奔”的失灵刹车，已成当前缩减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无法绕过之坎。若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迈过18个年头，但公车私用这个病灶仍未切除。于此，将管住公车私用的权力交给人民，便愈显重要。我们不妨大胆引入社会监督，使监督常态化、群众化，不妨从制度上鼓励更多“区伯”行动起来，拿起他们的手机，动态将公车私用发上微博，以此震慑那些私用的官车。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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