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婚外情传闻”最近成为网络热点，我对韩寒是否有婚外情没兴趣，但我对婚外情及人们如何看待婚外情有兴趣。中国是个喜欢讲道德的国家，虽然这里大多数人都未必懂得，究竟什么是道德。
关于婚外情，康德有种极端意见。他认为，只有婚内性行为才能避免贬低人性，只有伴侣互相分享他们无论好坏以及各方面的身体和灵魂时，他们的性行为才能导致一种人与人的善的联合。婚外性行为只是将他人用于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就像用牛排来充饥一样。这种行为将他人仅仅当做物，一个可供使用的对象，从而贬低了人性。康德的意见过于苛刻，如今很少有人以这种视角来批评婚外情。人们从道德上反对婚外情的主要理由是，出轨者亵渎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由两人缔结的最具私人性与亲密性的婚姻契约。婚外情通常意味着欺骗与违约，而在大多数伦理体系看来，欺骗和违约行为应受到道义谴责。
但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婚外情无关道德。就性生活而言，个人应能自由行为，是否欺骗或违约，只是自己的事，无关乎他人，当然也无关乎社会。如果搞婚外情者谨慎小心，能避免家庭的破裂，有什么错？搞婚外情者不用对旁人负责，甚至不用对父母、朋友负责，而只对当事人———配偶、子女负责。有权利谴责婚外情的人只有当事人，如果当事人不发一言，默然承受，那么旁人就没有权利指手画脚、越俎代庖。或有人要说，婚外情多会造成伤害，若蔓延开来，将危及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这说法有些道理，可伤害本是爱的天性，就连国字脸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说：“人一旦爱，遂极脆弱。世间没有所谓爱恋之中却同时思量应否去爱之事。就是如此。伤得最少的爱，不是最好的爱。当我们爱，就须承受伤害和失去之险。”
事实上，关于婚外情的伦理判断，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将来也不会统一。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它们常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比如阿兹泰克人认为在礼仪场合吃敌人的肉不但合乎道德，更是对国家的一种职责，否则太阳就会失去光辉；中世纪的大多数人则认为，烧死异教徒和女巫是必要的，对后者的宽容，才恰恰违背了最高的宗教道德。
包尔生由此在其不朽名著《伦理学体系》中说：不同的个人都服从于自己特殊的道德准则。对一个人有益的准则，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有害的。什么是不道德？当一个为自己立法的人违背其内心准则时，他就是不道德的。
“越过道德的边界，我们走到爱的禁区”，这其实是对道德边界的错误吟唱。道德的边界是法律，除了法律，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充当道德的边界。在纯粹的道德消失之处，法律的界石就矗立。只有在法律界石以内，国家权力或社会大众才可以强制一个人符合规范。
司法系统可以证实一个人有罪或无罪，但道德判断是不能证实其对或错的。道德选择可以得到辩护，不能得到证实。说到底，道德判断只是一种激情，指向赞同或反对，除此之外，它能够做的事情少之又少。
通奸是正当的吗？这种提问本身就是混乱的。弗莱彻说，通奸应被谴责，这是个华丽的一般原则，却如王尔德描写的月光下的鲐鱼——— 闪闪发亮却已发臭。如果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真实的行为之间有着遥远距离，那么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就是可疑的。谨慎的道德判断，应该根据具体境遇作出。如果我们对婚外情的目的、动机、手段和结果一无所知，我们对其的道德判断就是鲁莽的；即使我们了解这一切，我们对其的道德判断也许仍是不必要的。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鼓吹婚外情有理，我尊重婚姻契约，重视家庭责任，认同诚实公正、自我约束乃至自我牺牲的价值。我只是希望人们理解，你可以批评韩寒(道德的本质是自律，道德的表达则是抵制，因此，人有权利进行饱含抵制意味的道德批评)，但你不要认为自己的批评是足够正确的。在爱与欲望面前，我们不妨听听尼布尔的话：“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不可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赐予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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