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孝道的内涵与外延
孝道，作为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具有着深刻的内涵与广泛的外延，才能被人民传承与诠释。
1、孝道与行为。孔子在诠释孝道时将人分为五种。
(1)天子之孝。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之孝就是敬奉自己的父母，也敬奉天下的父母；言传身教，将德行教化施行到百姓之中。其内容两个方面，第一，天子必须具备广敬博爱之心，第二，天子必须承担播撒爱心的责任。就是说孝道无高低贵贱之分，行孝不分尊卑贵贱，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如果一国之君行了“孝道”，臣民就会受到感化，实施效仿，孝道就会被民众所推崇的行之，所以“天子之孝”至关重要。新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观点，以及彭丽媛做为中国第一夫人身份陪同习主席首访俄罗斯等四国所穿戴皆于国产被国人追崇的行为足以证明了孔子论述的正确性。
(2)诸侯之孝。子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孔子所处于春秋时代，除天子外分封于诸侯。而诸侯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孔子将诸侯之孝放在第二位。诸侯是天子政令的实施者，其品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所以，诸侯之行道应该做到“在上不骄，满而不溢”，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应该谦虚谨慎，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认同，同时也能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
(3)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卿大夫的地位仅次于诸侯，相当于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具体执行政令，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所以孔子将其列为五孝中的第三位。
孔子将卿大夫之孝规定的十分具体，就三个方面。第一，服饰。服饰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封建社会各级官员必须依照礼制来穿着自己的服饰，这既可代表官方来处理政务，同时，也可便于百姓的监督。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亦有体现。诸如公安部颁发的十条禁令中明确规定警察不得着装在酒店饮酒及到娱乐场所。第二，言论。不符合先王所制定的礼法的言辞，绝不能随意说出口。现代的说法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三，行动。卿大夫的所有行为必须始于礼而止于礼，不能超越礼教的范围。用现代的观点解释为，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在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力，为百姓做出孝道的表率。
(4)士之孝。“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士是官吏中地位较低的一个群体，现代视为高级领导干部以下的公务员，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其孝道主要为两点。第一是孝敬父母，第二是尊重师长并恪于职守。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保住自己的俸禄。故只有恪尽职守才能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古代封建社会对士的孝道行为极为重视，认为，无孝难于忠，故在科举考试选士中，考察中举之人德行方面以孝悌为首。更有甚者，自汉始均有“举孝廉”之选士之举措。
(5)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依照天时地利和自然界运行规律春种秋收，经商置业，勤俭劳作，以供养自己的父母，这就尽到孝道了。
孔子从奴隶社会时代治理悟出了五种人孝道治国的重要作用，尽管其难于逾越忠君的时代背景，但将人分五种的不同孝道标准，仍适合于现代社会。假如中华民族每个人仍能恪守这五种人孝道标准，实现中国梦而不为虚幻也。
2、孝道与三才。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孔子在《孝经》中详细论述了天地人三才与孝道的关系。宇宙空间有着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和法则，非人力可改变。孔子所说的是天有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则，地有春夏秋冬的循环法则，人有与天地运行法则相通的孝道。故古人云“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山海川，人有三宝精气神”。此皆为自然规律与法则，故孝道是符合天地人三才运行规则的道德行为。
首先，孝道是人天经地义的责任。古人云：“燕雀尚知反哺之恩，而况人乎？”，“牛羊尚知跪乳之义，而况人乎？”。人在自然界中属高级动物，人与畜牲有共同点，亦有区别，而在于理智。古语的意思就是连畜类都知报恩，更何况有理智的人呢？古人王中书在《劝孝歌》中云：“孝为百行首，诗书不胜录，富贵与贫贱，俱可追芳躅。”“若不行孝道，何以分人畜？”“百骇未成人。十月怀母腹。渴饮母之血，飢食母之肉”。王中书先生在《劝孝歌》中直白的从十月怀胎，分娩之苦，养育之恩道出了人无论怎样孝敬父母都难报答亲恩万分之一的道理。孝敬父母是每个人都必须尽到的天职和责任。
其次，孝道是天地人共鸣法则。宇宙空间，万事万物均有其运行规则，亦逃不脱生、相、病、旺、死的自然法则。无论天地人有悖于自然法则时都会得到不同的灾害与惩罚。孔子在《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中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孔子在这一章所说的是天地人构成一个整体，如果人能敬天、敬地并互敬，那么上天就能风调雨顺，保佑人间，赐福人间，地神就会孕育万物，五谷丰登。只有天地人三才一体共鸣，将人的孝悌达到最高境界而感天动地，施于四海，才能做到“天时、地利、人和”。孔子所说的天地人感应到底存不存在呢？有些人将其归为封建迷信，其实，天地人相互感应自人类以来就存在，我们不能说在人类科学水平对自然现象未达到破解时就否定事物的存在。世界上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发达与落后，无论其信奉的何种教派，其宗旨均为劝人向善，利害为因果报应。古来有“人在作，天在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怎么能否定天地人感应的观点呢？如果人类都能够行孝道，与天地相呼应，就会产生共鸣，进而避免战争和自然灾害，享受太平盛世和世界和谐。
第三，孝道是立身之本。自古来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以孝道立身。人不孝，难于立业。古人选士重以孝廉，时至今日，共产党选拔干部仍“以德为先”。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平定倭寇组建了历史上闻名的“戚家军”，在浙江义乌招兵时明确了“三不选”。即：富家纨绔子弟不选，忤逆不孝者不选，体弱不力者不选。为什么不选忤逆不孝者，因对父母不孝，难于为国尽忠。清代名相曾国藩又有着不同的选士标准，一次，幕僚为其推荐两名待举之士，并到府面察。时曾公庭中踱步，二士伫立，公回书房，幕僚俯问二人可面陈否？公曰：“已毕”。幕僚疑问：“未曾面察，何以毕？”公笑曰：“其挺胸直立，目不旁焉者，忠者可用；俯首帖耳者，奸诈小人也，去之”。现在，一些私营企业老板也懂用人之道，并不十分重文凭，而重求职者素质，更看重的是人的孝道。据说有上海一私企老板选秘书一人，有人力资源部长经考试考察于千人中首选二人报面试。老板出一题目云：“欲上班就职，忽接家电报，言母病危。是上班也还是探母也？”其一云：“就业难，先上班而后探母”。其二云：“职遂难求，亦可就；而母唯一，逝而不可见”。老板拍案而起，曰：“此忠义之士”。遂重用之。
3、孝道与忠谏。人在行孝道时会遇到两种矛盾状况，一是孝与忠的关系。古人对孝子要求标准是“父母在，不远游”。而往往出现应为国尽忠又难于孝父母的矛盾。特别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是在家事父母还是献身为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来倡导的是国为大，家为小，忠为先，孝为后的民族大义。三国时有名士徐庶，得刘备礼聘重用，助刘备屡破曹操。操探之庶事母至孝底细，派手下仿母字体书信一封，言母病重思儿速归。庶观信后思绪大乱，遂辞备而去归家探母。见母安然不解。母细问之大怒，泣泪痛责之其事理不明，得明主当助之尽忠，不应中计反助操贼尔，庶羞愧难当。次日清晨视母，母已悬梁自尽。自此，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可见古人对忠孝的大义诠释。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为抗击异族入侵，其母在后背刺字“精忠报国”，足见古人贤母对忠与孝的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抵御日寇，中华民族的人民以大义为重，父送子，妻送夫参军抗日的壮举比比皆是。二是孝道与谏诤的关系。古人云：“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这种愚忠愚孝的观念，完全背离了孔子的孝道理论。孔子在《孝经》谏诤章第十五中云：“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孔子从天子、诸侯、大夫、士及父五个方面对谏诤作了精辟的阐述，说明了孝与谏诤的关系，反对的是愚忠愚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