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早晨，贵州遵义城区一位老人上山晨练时，被路边两条恶犬咬伤致死。警方接警到场后，陈老伯还没死亡，但警察却开车绕着狗和老人数圈，没有及时下车施救，而是进一步等待武警。最后赶到的武警也没有将狗击毙，而是由狗主人套走了狗。死者家属称，狗主人为当地林业局原干部之子。（5月29日 新闻晨报）
恶狗咬人，身为公职人员的交警、武警竟而相继谦恭、礼让起来，不是当机立断采取必要措施，而是安于在一旁当看客，目睹老人被狗活活咬死……这“恶狗当道”的惨痛一幕，让人郁结、愤懑，更让人疑惑不已：是什么心理致使警员们推诿、静观，置起码的人道主义不顾而见死不救呢？
将狗的凶残与狗主人的“官二代”身份相联结，手法简单，但收效明显，很容易激起声讨的巨浪。但细加查考，其实饿两三天的狗咬人是狗的本能，却并非是人的唆使使然，况且事发之初，狗主人并不在现场，所以，据此“仇官”并不太靠谱。依笔者愚见，还是应当设身处地站在警员的视角，才能得到较为公道的结论。
一个原因是相关法规遭漠视。早在2006年10月，事发地遵义市就出台了《加强犬只管理的规定》，并着重强调每户人家只能饲养一只宠物犬，不得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但如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现实中照样有人公开豢养恶犬、而无人过问。这原本“上游”严控，就无须个人面对的局面，谁愿意去主动承担呢？何况恶狗凶猛，处置不当，就会有性命之虞！
再有对“打狗看主人”背后炙热权势的畏惧。法律是用于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利器，法治不彰，权势阶层就会乘虚而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耀武扬威。打死一只狗事小，一旦被狗的主人获知并嫉恨，运用社会关系给你小鞋穿，那可得“吃不了兜着走”。身为警员，对这一危境予以合理规避，可以理解。“出事后的14小时里，死者家属没有得到任何人、任何单位的安慰”，就是一生动注脚。
还有，就是公职人员挺身执法和不作为之间的“利益增损”不对等。警员处警，是否可以在必要时直接击毙恶犬，《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并无具体明确的授权；而如听从正义感的“召唤”舍身相救，未必会获得感谢以及单位、政府的褒奖，倒可能惹来不少个人麻烦。相比较之下，当事警员自然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悲剧已经发生，据此追根溯源去助燃“仇官”之火是容易的，追责警员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以及狗主人看管不力，也不过是给个处分或拘留些时日。厘清并分析这起惨剧发生的关键情节，避免类似情形持续上演，是当务之急。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这也许需要对全社会的盘整与改造，如此才能一步步构建起和谐社会，一步步趋向于“中国梦”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