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城镇化，致使大量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和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就是要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让更多农民工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见12月2日人民网）
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市民化。然而，农民变市民成本有多高？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当前有哪些制度瓶颈急需突破？谁为农民变市民买单？只有破解这些亟待的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才得以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入。
农民市民化，不是《吕氏春秋•求人》中传说的不衣不裳的“裸人”，而是“洗脚上田”、“去泥穿靴”的由新农村到新城镇演绎而来的“新市民”。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和农民逐步成为市民，随之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问题自然也不少。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逼近3亿人，其中，“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占比较大。
显然，由新农村到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民的切实愿望，因为不仅能拉动内需，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农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
实事上，目前现有的农民变市民后，不少地方，因为失去了土地和耕地，原有的“国有不动产”一律由当地基础组织统一“出租”，每年每户农民家庭只拿到较少的生活补助，年轻的只有靠继续外出务工补贴家用，对于年老者绝大部分生活来源全靠子女供给。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问题却无法短期内解决。户籍在农村，就业却在城市；家属在农村，而劳力在城市；生活虽在城市，而根基却在农村。梦想与现实依然有距离，特别是，诸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住房等问题，无法真正共享市民待遇。
就好比左脚虽跨进了城市的门槛，右脚却被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如今农民只生活在“城乡双重边缘化”里，属于“半城市化状态”。
那么，随着我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民的“市民梦”到底还有多远？城镇化的阻碍是什么？
应该说，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这是对城镇化理解的一个进步。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约为35%，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而城镇化依然面临重重体制阻力。一个严重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城乡户籍改革的严重滞后；三是分配制度等公平公约数严重失衡；四是个人收入与物价调控的严重落差。
由此看来，要让城市的便捷舒适生活，让农民工得以共享，才能算得上是让农民身份融入到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待遇虽不是唯一诉求，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显得刻不容缓，关键是要让农民能够感受到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才让他们在城市里安定下来。
当然，如果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不提高，厚此薄彼，公共消费就会起反作用，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循环不断扩大。这些都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决定因素。
其实，不难理解，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首先要有房子住，然后是落实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如公共卫生、公众生活、社会管理等，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上岗等。如果这些公共设施不到位，农民再有钱、再有信心，也不敢放弃土地进城当市民。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希望能留在城市，也逐渐具备了留在城市的条件。农民市民化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公共成本能否承载起农民市民化之重担？是考验当代城市管理者和决策层的重大实践课题。
说到底，如何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一是应分类推进，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先要解决工作机会；二是常住人口侧重制度保障，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以常住地为依据；三是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四是增加和提升城市公共管理水平与公共设施建设。
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迁入城市，要真正的将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这才能称之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高质、均衡、和谐和向善的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