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按照安徽太湖县的规划，县公安局大院内的60户住宅被列入征收范围，其中包括县城管局副局长陈龙子女名下的房子。其子女不服，告县政府违法征房。随后，陈龙突然接到口头通知，要求他到“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到。
故事不复杂。拆迁难题从公务员下手，威逼利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人说，这是古代连坐的翻版，权大于法、利大于法，说白了其实就是无法无天。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株连式拆迁似乎就从未禁绝过：母亲不搬迁，女儿就被停职；婆婆不签协议，儿媳就被调去拆迁办；父亲当“钉子户”，女儿就要被调往山区……一切都好像应了那句霸气侧漏的拆迁口号，“不签协议不交房，祖祖辈辈悔难当”。当然，你还有另一种选择：不拆房，就拆家。可就算离婚容易，断绝血缘关系怎么操作？陈龙的困局，就难在这里。
真正值得反思的，还是两个老问题：
一是为了拆迁，地方部门何以知法违法？看看太湖县《关于县城建设征地拆迁工作中从严管理党员、干部、职工的意见》，其中第7项明确提出，“在职干部职工与被拆迁人有直系血亲关系或近姻亲关系的，应当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做好动员说服工作……如仍无效果，视情给予停职、待岗等组织处理”。这种荒唐的“意见”，是通过怎样的程序变成地方权力集体意志的呢？
二是明目张胆的合法伤害权究竟有多大能量？陈龙被告知，“组织处理并不只有处分，过去你这个干部，不犯错误没有组织处分就下不来，现在通过组织处理能上能下”，翻译得直白一点，就是“想拿你怎样就怎样”。只是，《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在公务员的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工作中，不得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营私舞弊、打击报复”。那么，地方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手段与空间，竟可以架空刚性的法条与制度？这种能量，只会在拆迁事件中闪现吗？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那么，为何这种屡次被舆论批为 “缺德下作、触发众怒”的株连式拆迁，依然在各地翻版上演？有人说，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出现就越频繁。这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少数基层的权力生态确有凶蛮化倾向，有法不依、行政违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二是天高皇帝远，熟人规则仍高于契约规则，法治建设任重道远；三是株连式拆迁成本低收益高，无问责、无罚单，甚至救济渠道也不甚通畅。
中国正走在城镇化的关键一程，拆迁无可避免，矛盾无可避免，但一切归于公平与理性，对话才能化解对抗。真要让株连式拆迁穷途末路，顶层设计并没有缺位，相反，说太多显得大而无当，不如就晒晒株连拆迁事件背后的“导演”人物，看看他们如何在事后安然无恙，有没有一路发财升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