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夏添莫名其妙地接到了一份法院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因为实施抢劫，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事实上，抢劫是一个跟他相同年龄，相同姓名的另一人所为。十年来，夏添被当作有前科的人员重点管控。当地的公安法院虽然屡屡承认错误，但错误信息一直没能彻底清除。
这场罕见的乌龙事件可谓是巧合、制度漏洞、办案人员疏忽的共同作用。由于嫌犯夏添上了大学，户口已经转到学校，所以，当办案民警到他所交代的住址调取资料时，派出所已没有他的信息。而辖区里有另外一个夏添，正好也是20岁。民警将这个夏添的身份证号等信息调走，这个信息进而被检方提起公诉，并被法院采纳。
核实当事人信息本是刑事案件追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贯穿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全过程。不仅如此，早在预审阶段，预审员一般也会讯问当事人身份信息，并按照当事人自报身份证号等信息形成笔录。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每个阶段的“成果”都将反映在案卷中，每个阶段的案卷都将移送到下个阶段，案卷必然包括当事人详细身份信息，甚至有时还包括带有当事人照片身份证复印件或者类似材料。两个“夏添”除了名字、原户籍所在派出所、年龄相同，体貌特征、门牌号、身份证号等诸多信息都迥然不同，只要稍加小心便能分清。
可见，这看似巧合，实质上却凸显出当年的办案流程何等粗放，更反映出每个环节的办案人员都未对当事人身份进行仔细核查。尤其是，当年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且提了出来，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等案件到了执行阶段，发现了错误，办案人员也只是道歉并从当地派出所撤回了判决书，重新送达到“真夏添”学校所在的派出所。2007年，清白夏添发现其因曾经的“犯罪信息”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人员。这份监控名单来自于当地法院，法院却称“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彻底”。这也体现出2003年，法院并未进行实质上的纠错，只是简单地将错误判决书重新送了个地方而已。在夏家的强烈要求下，法院才作出了一份补充裁定书，也仅仅是将判决书所载被告人住址地进行了变更，而是否对案卷及其他相关材料的所有信息进行了纠错，不得而知。
2013年11月，清白夏添的家人又发现其信息出现在了“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对此，公安机关解释，当时处于“信息化刚起步”，“各个部门都在建系统，并不知道数据被哪些系统拿过去了”。这都不是合理的理由，只能说明当年公安机关也并没有进行实质纠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负责任，只需将纠错材料送达给信息直接提供对象，再由其将相关信息转交下线对象即可，岂有不能更改之理？
可见，这起乌龙事件中，每个错误都本不该出现，每个错误都应成为最后一个错误，而正是办案人员的集体失职，集体缺乏责任感，导致一错再错。如今，清白夏添的犯罪记录已被清除。相关人员还应对整个事件重新梳理，审视可能给夏添带来不利影响的环节，来一场全方位的纠错，给该事件真正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