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谢灵副教授给朱崇实校长的公开信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信中指称朱校长在餐厅就餐享有特权，并涉嫌学术腐败。但是，该指责迅速被朱崇实校长否认。之后，双方通过媒体互有攻守，口水仗打得正酣。（7月9日成都商报）可以预见，由于朱崇实校长指责下属教师学术腐败，而且是在自己被公开指责之后，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朱校长都难逃舆论指其“打击报复”的嫌疑。
静下来想一下，也不难理解朱校长为什么着急上火。谢灵教授的指责指向了学术腐败，那几乎等于给校长的饭碗搞拆迁，把他大学教授的牌子给砸了，所以，朱崇实校长的迅速反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厦大朱校长与谢灵副教授的口水仗只是中国大学里“权力治理学术，学术委身权力”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大学校长作为高校的行政首长是政府委派的，他只需要对政府负责。教授能否对校长的行为产生影响完全取决于校长的气量如何。如果校长面对批评拍案而起，教授在学术管理制度上几乎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当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教师就必然成为高校里的二等公民。校长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滋生特权意识，更难以接受各种批评。我们不知道朱崇实校长的特权就餐是否属实，即便谢灵副教授所指属实，也未必是朱校长的本意。但是权力让人献媚的规律也难免会产生如谢灵副教授所指的那些结果。朱校长有必要躬身自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他没有，他发起了反击，而且，他明显利用了手中的行政权力。这也是网民们一边倒地批评朱校长的原因之一。
至于谢灵副教授所提出的朱崇实校长在厦门大学推行“论文指标化，职称名利化，教学标准化，急功近利、鼓励学术腐败”等指控，不管朱校长又没有这样的主观动机和行为，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大学里也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一定级别和数量的论文，就难以评上职称，没有职称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待遇，全国都是这样。这种功利化的教育评定体制把大学里的老师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甘于清贫做学问的；一类是追名逐利，通过各种途径发论文的。这些人的累累成果有多少学术价值，则没有人过问。功利化的学术评定体制不但给造假提供了原始动力，还把一些潜心做学问，或者潜心教学的大学老师打入另册，很难获得对应于自己学术贡献的职称和报酬。以至于有人笑称，“大学之道在造论文，在凑著作，在止于职称评定”。大学里行政特权和学术腐败横行的现象告诉我们“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彻底坍塌了。
恪守大学之道必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教授作为学术的传播者，必须以身作则，恪守为师、为学之道，校长也不能例外，而且必须接受监督。但是，大学业绩评定制度不改，追名逐利，本末倒置的现象则必然难以杜绝。朱谢之争就难免再次在别的地方上演。教师可以通过学术腐败获得名利，他能培养出具有高尚学术道德的学生吗？更严重的问题是，学术腐败怎么能产生学术创新？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所以，在世纪之初，钱学森老人不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各种创新的保证。因此，杜绝学术腐败的根本在于大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创新的根本原则应该是让学术与行政保持距离，让教授对学术成果的评定标准有发言权，教授有学术讨论的自由，让受学生欢迎的授课老师不吃亏。否则，大学必难以产生大师，钱学森之问必然继续无解。
我们不想过多讨论朱崇实校长和谢灵副教授谁是谁非。朱谢之争暴露的是是大学管理体制之殇。借着朱谢之争，我们是时候认真反思并重塑我们的大学精神了，如果在这个百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能回答钱学森的疑问，这必将成为整个民族不可承受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