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1日刊发报道《中国不需要“未富先懒”》。报道称，啃老的“家里蹲”、不愿创业及接班的“富二代”、不会务农又挑活的“农二代”、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的“拆二代”，没有见过匮乏的时代，没有改变生活现状的急迫压力，产生了思想和行为上的巨大惰性。报道援引专家说法称，不能随便将“懒汉”帽子扣在许多劳动者头上，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变了，年轻人的要求变了，另一方面，年轻人面临成长动力和成长空间不足，因而需要下大力气扫除权力滥用、裙带关系等障碍，实现社会公平。
应该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篇报道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的。报道在历数各类“二代”在思想和行为上有着巨大惰性的表现后，通过采访多位社会研究学者和企业人士，给出了相当公允的分析结论。但这篇报道转载到各家门户网站后，标题被改为《国人未富先懒成隐忧：富二代不创业拆二代靠租房》，就凸显了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不免有挑动代际冲突的故意。
当然，无论是这篇报道指称的“未富先懒”，还是之前就时而被提及的“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这些其实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人群中都部分存在上述现象。归结起来，很多人首先面临发展、成长方向的困惑，并不清楚有没有、有多大的成长或发展空间；其次，发掘不出足够的成长动力，也找不到相应的社会支持；第三，在价值信仰上遭遇更大困惑，不知道为何而努力、努力的意义在于什么。
所谓发展、成长方向和空间的困惑，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较快的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传统的行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是颠覆式影响，很多人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说学什么才能保证衣食无忧。包括那些被认为已经有较好事业起点、财产基础的“富二代”和“拆二代”，也很难逃脱这样的困惑。在过去，学一门手艺，开一家沿街店铺，经营一家家传的企业，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个人一生的职业方向，而在当下，这恐怕不能让人有所安心。
上述困惑，也与社会流动性的减弱有关。这些年来，教育、职业培训、户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政策导向正在趋向于推进社会平等，但在许多地方，因为不同身份所造就的待遇差别和准入门槛依然存在，甚至有逆向强化的态势。这些对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农二代”、城市中下阶层平民子弟界定成长发展方向，预估成长发展空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且通过各种个例，验证了社会流动性减弱的事实，也成为瓦解成长动力的重要诱因。
实际上，《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所援引的企业人士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应该给这些农二代再培训的福利，提高劳动技能，创造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就业机会，给他们安排城市居民的社保，给他们城市永久居民的归属感。”这番话实际上是说，农二代将继续成为为企业供给劳动力的农民工，将会获得城市户籍和社保，却不会有其他的特别是向上流动的可能。
人们成长动力不足的另一项基本原因是，在一个已经较为深入融入全球贸易、技术环境的时代，无论是智力投入，还是其他方面的努力，都很难换得过去几十年间曾出现过的成功可能。这种心理当然不妨说是创新、进取精神不足，冒险意识不强的反映，然而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理性选择。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可以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富二代”们更多进取，却不必将拒绝响应的人都说成是“懒”。一个人的人生可以有很多个阶段，在找不到方向和动力的时候，慢下来歇一歇，有所思考和沉淀，其实不是什么坏事。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何伟）在今年出版的《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一书中也曾提到，中国人跟美国人太过相似，“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思考太少，行动太急。
“未富先懒”、“未富先老”、“未富先炫”、“未富先累”，都可以归结为价值信仰遭遇困惑的反映。《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中提到的另一位专家言论“需要给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说清楚，中国虽然GDP世界第二，但离我们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大家还要努力”，就属于对价值信仰问题予以回避的空洞呼吁。同样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2013年1月5日）称，“不丹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被《商业周刊》评为亚洲最幸福的国家……97%的国民回答感到幸福……不丹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GNH理念认为，单凭物质财富，不能带来幸福；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行走在不丹，除了满目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印象最深的就是男女老少的微笑。不管是田头劳作的老农，还是学校上课的孩童，抑或走在路上的年轻男女，都是那么温文尔雅，满脸堆笑。”
如果按照《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11日报道中的有关专家观点，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恐怕要改名叫做“国民懒惰总值”。能够这样改名吗？不能吗，为什么？很显然，要调动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能单单依赖空洞的口号或虚幻的愿景，必须要有一套令人信服的价值理念体系，让人们明白为何而努力，努力的意义在于什么，在幸福中积极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