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网友爆料，为帮父亲讨要工钱，一名14岁的初二女生从河北省冀州市一在建高楼跳下不治身亡。现场工人证实确有此事，并称女孩父亲为一名包工头，开发商拖欠其90万工资。（1月20日《华商报》）
一株含苞待放的鲜花，就这么瞬间夭折，夭折在本不该她参与的讨要工钱的路上。我要说孩子，你真是干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世间万事万物相比，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东西。没有了生命，钱要回来又有何用？可是孩子已经失去了感知世界的能力，她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我只能转而再问：我们——包括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民特别是手握权力的官员，面对孩子冰冷的遗体，是否还有一点耻辱感袭上心头？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少说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其间发生的悲剧可谓再三再四、屡见不鲜。而讨薪花样的不断出新，也令人谓然而叹。客观地说，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许多办法，出台了许多政策，也进行过看似有效的制度设计。比如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要求建设单位必须在工程开工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向银行专户存储工资专项保证金后，方可核发施工许可证。比如建立政府应急金制度，在紧急情况下预先垫付农民工工资，且应急周转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划拨，人社、财政部门管理。又比如建立建设单位和企业失信惩处制度，将存在拖欠工程款问题的建设单位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社会公布，并依法对其项目投资、新项目立项、招投标资格等进行限制，情节严重的取消参与项目建设的资格。再后来，又将“恶意欠薪罪”列入《刑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奇了怪了，这么多政策法规哪怕有一个落到实处，恐怕就不会出现少女香消玉殒的悲剧。就说这处凯隆御景楼盘，包工头至迟2012年已在此处打工，领着一帮农民工干到2014年5月工程完工，至今开发商拖欠工钱90多万。如今年关将至，农民工亟待领钱回家，这是他们一年辛苦的血汗，是孩子身上的新衣和老人养老的寄托，拿不到工钱，该是一个怎样的尴尬？不知这样的开发商，是守信的还是失信的？是有资格参与建设的，还是没有资格参与建设的？他们是否交过“保证金”？如果没有，谁又给他们发了施工许可证？现在死了人，当地宣传部门才称“该市公安部门已对有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对事件展开调查。同时，住建部门对全市建筑市场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个“控制”、“迅速”、“拉网”、“排查”，是不是有点晚了，是不是有讽刺的意味？
我认为，初二女生死于非命，固然有莽撞冒失的原因，但起因于讨薪，却是社会的耻辱和人民的伤痛。我们追求依法治国，《劳动法》是怎么说的？“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该法第五十条）一部颁布实施了20多年的法律（1995年1月1日起执行），至今还存在严重违法的情形，直至酿成一桩桩讨薪悲剧，实在不利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倘若再无耻感，就难以杜绝此类悲剧的再现，就难以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