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包含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十大方面，其中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红头文件”是否合法尤为受到关注。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4月28日 《新京报》）
红头文件本是政府实施法律法规，落实国家政策的重要推手。但在部分地区，红头文件却蜕变成少部分人牟利的工具。比如，2014年4月，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2003年，温州市龙湾区下发文件，安排副科级以上干部子女就业……。这些奇葩文件的出现，无疑损害了公众的切身利益，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已成为依法治国的绊脚石。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无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红头文件”合法性，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给广大官员敲响了警钟，可预防奇葩文件的野蛮生长。试想，“红头文件”不再是尚方宝剑了，而是随时有可能被法院驳回，在制定文件时，相关方面岂不三思而行、谨慎而为？
现实中，有两点必须要重申。一是，从效力上讲，“红头文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属于非法律文件。当红头文件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二是，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各级政府要建立起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以“堵住一些违法、不当的规范性文件”。可见，我们既有根治问题文件的法律基础，也有消灭问题文件的现实需求。但遗憾的是，问题文件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问题文件的生命力何以如此顽强？无非是因为红头文件代表的是“硬邦邦”的行政权力。如果权力得不到限制，红头文件就会任性。这一点在新版的司法解释上便可知一二。司法解释虽赋予了法院认定“红头文件”是否合法的权力，但同时也开了一个后门，规定当事人不可以直接对“红头文件”提起诉讼。显然，法律在与权力的博弈中，并未获得压倒性优势，这无形中给了问题文件继续“霸道”的空间。
当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对于法治的进步而言，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在为质变打基础，都值得获得掌声。但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要让法治中国从梦想照进现实，决不能进两步退一步，给问题文件关门，却又给权力开了一扇窗。因此，用法律封杀问题文件，何不彻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