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资金是农民看病的“保命钱”。然而，在贵州部分地区，从县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再到私立医院均查出存在套骗新农合资金的行为，甚至医患合谋骗保。医疗机构骗保手段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农民“被住院”，信息造假。以黔东南州黎平县百姓私立医院为例，该院医护人员搜集农民身份证、户口簿，复印后编造假病历列入新农合报销；抽查该县岩洞镇岩洞村，有18人未住过院，却被医院护士借证骗取新农合资金2.4万元。（《人民日报》8月17 日）
“骗医保”这事儿，其实并不新鲜。既然通过医保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兑付，出现绞尽脑汁“钻医保漏洞”的苍蝇，也就并不意外。而对于医保而言，即便制度定得再严格，也终究不太可能严丝合缝，更何况，对于医保的监管，也毕竟有限，指望通过监管来火眼金睛的识别所有骗保行为，也就并不现实。
不过，骗医保现象作为个例的存在，或许难以彻底避免。然而，当“骗医保”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成了一桩“生意”。不仅私立医院，从县医院到乡镇卫生院均参与其中，甚至连医保的保险对象与受益人，也成为合谋骗保者。如此风靡而遍布的医保骗保现象，的确要令人大跌眼镜。
可以设想，利益触发的群体性骗保行为，必然意味着医保将因此而偿付更高的代价，对于一种保险制度而言，违规骗保高发注定将难堪重负。尤其是当新农合资金作为农民看病的“保命钱”，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是将农民纳入医疗保障，以避免农民群体的因病返贫，然而，现实中这一制度却彻底成为一种套利工具，其中的医患合谋行为，更是彻底背离了制度预期，而遭遇骗保套利的新农合，还能否兑现制度的保障初衷，更是要被打上个问号。
应该说，“骗医保”现象如此普遍，从各级医疗机构到患者均参与其中，仅仅是加大罚则，已远远不够。对于骗保的医疗机构，理当停止其参保资格，但诸多医疗机构违规，统统叫停资格，降低医保报销额度的话，对于公众正常就医的影响，自然可想而知。那么，医疗机构违规骗保行为，是否就“法不责众”，并因此而成为不治之症了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农民实际受益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尤其是对于只有小病或不怎么生病的农民而言，也就难免感觉自己的新农合在“被统筹”中吃了亏。而另一方面，基层的医疗机构与卫生组织，一旦缺乏新农合医疗制度的有力约束，一些骗保的试探屡屡得逞，几乎无风险的违规套利行为，更极大的刺激了各方的“骗保”冲动，不设防的新农合落入“骗保”泥淖之中，也就并不意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骗医保”风靡的背后，其实更需反思制度因素。如何合理的设计新农合保障方式，与参保人形成利益同盟，让其充分理解并认同制度目标，感受到实际的受益，从而像维护自身权益一般自觉抵制“骗医保”现象，其实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将新农合医保制度的权责关系真正坐实，真正通过医保账户，让参保人看到个人医疗保障权益的累积而非消散，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为对政策未来不确定性的怀疑，而导致的短期骗保行为。
可见，“保命钱”难抵“骗医保”的诱惑，“骗医保”风靡的背后，固然有着诸多复杂因素，但唯有从制度上让参保人看到权益的可持续性，“骗医保”才难有市场，而对于“骗医保”行为的奖惩，也才能有的放矢，不至于投鼠忌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