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一路飙升的茅台酒已经超出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客观上沦为变相的奢侈品。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新华网1月16日）
正如人大代表所说，“动辄两千多元一瓶的茅台酒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普通的白酒，老百姓对此议论纷纷、意见很大”，并且，从可接受的角度来说，“禁止以财政资金满足个别人群的奢侈欲望，杜绝国币公帑的靡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意需求和社会情绪，但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吊诡之处在于公款消费是一个“可以与否”的命题还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人大代表应该监督公款消费还是希望官员们消费什么的问题。
高端白酒在当下既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在相当程度上也几乎成了“公务员酒”，是与平民百姓无关的，尽管很多时候老百姓不得不付出相应的成本，但是，却无法享受高端酒的“口味”，正因为如此，茅台酒的价格有时候成为腐败与公款吃喝指数的真实写照。就此，“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就笔者的看法，“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是个伪命题，原因很简单，从逻辑上看，应是先有公款消费是否允许，再有公款消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说，消费茅台不合适，那么，消费其他诸如拉菲之类高档酒类的物品就是合适的吗？茅台仅仅是公款消费不合理和受到诟病的唯一原因吗？
“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之所以是伪命题，在于公款消费已经成为潜规则。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政府的领导讲排场、讲阔气、警车开道、公车私用都会成为丑闻，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更严重，可能下台。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就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此事经媒体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职位。但是，在我们这里，似乎恰恰相反，把公款消费当成了““特权”甚至是“能力和水平”的象征。不破除这个潜规则，在笔者看来，一切都可能是空谈。
由此，面对“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必须跳出“钱穆制度陷阱”。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的背后就隐藏着“钱穆制度陷阱”，因为这混淆了公款消费是否正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造成对公款消费实质的遮蔽。我们总不能认为公款消费茅台不合适，消费其他的就应提倡吧？
公款吃喝“能否消费”和“消费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背后的治理陷阱应正视，否则，“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跳出治理公款消费的困境。（朱四倍）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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