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延迟退休年龄”，人保部日前给出明确说法：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但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如果要启动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肯定会深入论证，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延迟退休年龄”之所以沸沸扬扬，与养老金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巨大压力。更有人计算得出结论，养老金存在近两万亿的缺口。果真如此吗？
从全国来看，当前并不存在养老金收不抵支，现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2万亿元，还在持续增长。从地方来看，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养老金有结余，缺口只是局部存在。总的来看，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并不大。因此，将局部的养老金缺口视作“延迟退休年龄”的推手和起因，显然难以成立。事实上，2001年以来，关于是否延迟退休年龄就已经有过多次讨论，也进行过项目研究。人保部的研究，属于战略性的常态课题。
然而，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城市化、长寿化的背景下，养老金的结余和缺口，都不是静态数据。根据德银的测算，如果不对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做进一步的改革，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2030年将分别突破5%、15%，此后还会更高。这一趋势具有共性，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其实也是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的过程，二者并行。因此，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出发，从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势头出发，即使现在养老金支付无虞，对于未来早作打算，未雨绸缪，也是应有之义。任何在这方面的改革或研究，都需要理性的“脱敏”，而不是无由的猜测。
面对社会抚养压力的增大，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一个主要选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迫于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或正在将退休年龄推迟到了67岁。中国由于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加之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的抚养压力只会更大。这一现实也决定了包括延迟退休年龄在内的所有选项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而不能轻言放弃。
那么，从目前来看，什么是缓解未来抚养压力的最好切入点？按照国内学者的研究，假如在2020年启动退休年龄调整，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是，这是否能保证未来养老金长期保持盈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要看到，在目前结构下，对于延迟退休年龄，不同的行业、岗位、工种的利益波动情况并不一样。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也会付出成本。在退休年龄调整还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强化未来社会抚养能力，需要从提高市场化水平的方向考虑。根据国内专家刘云龙的估算，同样是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如果将近2万亿元的地方养老保险金结存，提高1%的投资收益率，就可以实现每年200亿元的收益。然而，由于投资管理渠道受到限制，目前每年的投资收益率水平才2%左右，提升空间非常大。
无论从减少延迟退休年龄的冲击力，还是保证未来养老金长期盈余的角度讲，改革养老金投资体制，应该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切入点。养老金保值增值能力的增强，既可以弥补现有的局部缺口和未来可能的缺口，而且有助于解决养老金体制二元化的问题。 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水平大约在9.7%左右，如果适当放开养老金投资收益到社保水平，每年就可以提高1400亿元左右的收益。
当然，开放养老金的投资领域，不仅意味着收益，也意味着将面临新的市场风险。不过，社保投资已经为养老金投资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美国的401K养老金计划等同样也提供了经验教训。养老金投资，应该秉承长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尽量回避投机性因素。这实际上也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银行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是稳定的和环境趋良的，那么养老金就不愁没有保值增值空间。养老金收益就可以真正对冲城市化、长寿化带来的抚养压力。
【责任编辑：霍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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