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襄阳市樊城区“马上办”办公室引发网友热议。2012年3月，按照有场所、有牌子、有人员、有制度、有承诺、有计划、有记录、有档案“八有”标准，全区10个镇(办)、27个职能部门、155个村(居)全部成立“马上办”办公室。一年多来，共受理来访、上级转办等272件，办结272件。（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
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以文件落实文件精神，这样务虚不务实的现象，时有所见，因为习惯成了自然，于是一说马上办，马上设立“马上办”，也就有了必然性。但樊城区这个“马上办”的成绩却实在令人汗颜──10个镇、27个职能部门、155个村，家家一个“马上办”，一共192个“马上办”，一年来一共才办了272件事，平均一个“马上办”只办了1.41件。这个拿不出手时成绩单，能说明些什么？
这是群众不知道还是不相信“马上办”，抑或没有多少事要“马上办”帮着办，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以192个“马上办”之人力物力财力，换得一年办272件事情的实绩，这些“马上办”似乎更像“养闲办”。要是行政要讲一点成本的话，要是行政要讲一点效率的话，要是对纳税人的钱还有一点珍惜之心的话，那么这些“马上办”有任何办下去的理由吗？
一个机构的设立有无必要，决不是看能不能给其找一个堂皇的理由。作风要改进，有事马上办，这应当由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不是再铺摊子。事实上，即使这些“马上办”真的成绩斐然，我们也不能不追问：被“马上办”代劳了的有关部门，为什么推诿拖拉不办事？而有事不办的这些部门，难道真的不用担心被问责，心安理得地吃闲饭享清福了？不去问责“不办”的亡羊，却指望“马上办”补牢，这叫什么思路？认知出错，一错百错，只会积重难返，越来越糟。
有事马上办，办法很简单：出台制度。列出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为权力设定流程，以规范权力运作，不仅能管住有事不办、失职渎职的不作为，还能管住设租、寻租的乱作为。百姓对照“权力清单”，不但了解了什么事该到哪个行政机关去办，办什么事要花多少时间，又知道官员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属于越权、乱作为、不作为等违法行为，可以到哪里投拆。如果公务员违反规定，该办不办，就就“法办”，依规查处——有此制度约束，才能釜底抽薪。
“马上办”只出在一个地方，但给人举一反三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年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口号一直在喊，机构人员却又增势不减？说“马上办”是登峰造极的形式主义，绝非冤枉。一事当头，首先想得不是怎样实实在在把事做好，落到实处，而是如何“秀”，结果也几无例外，就是花拳秀腿一大堆，轰轰烈烈走过场。形式主义害莫大焉——这话早已耳熟能详，甚至连搞形式主义的人把它时时挂在嘴上。但为什么这害莫大焉的东西，偏偏就成了“臭豆腐”——闻着虽臭，吃着却香？这或许是比形式主义本身更发人深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