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3月31日报道：湖北巴东维权农民因纠纷被碾压致死，嫌犯被刑拘。河南中牟一农民被开发商铲车碾死，湖北巴东维权农民因纠纷被碾压致死。短短几天，接连发生两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惊天血案，自然引爆舆论。现在，我们看到两起血案的肇事司机都已被拘留。借用习主席“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思路，我们自然会猜想，“苍蝇”虽然让人厌恶，但毕竟没有吃人的心。在“苍蝇”的背后，是否有“老虎”存在？碾死农民，难道只是肇事司机惹的祸？在面对网络舆论那声声高喊“我不相信”，当地官方理当予以深挖严查，挖出凶案的幕后元凶，予以严惩，还死者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交代。
在一起又一起的征地拆迁中，开发商之所以会肆无忌惮穷凶极恶，敢于在光天华日之下明火执仗地对民众施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商勾结，一些无良官员在给开发商作恶撑腰壮胆。而在一些地方，某些无良官员确实有着迷信暴力的倾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话语权，在暴力拆迁征地事件发生后，也确实有过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不光彩经历。
而一些官方表现出迷信暴力的倾向，甚至是或明或暗地对百姓滥施暴力，其有恃无恐者，主要是认为有警力为其“保驾护航”。为此，我们不能不想起晚清时期摄政王载沣对张之洞的一句“不怕，有兵在”。当时，张之洞提醒载沣注意舆情，以防激变，载沣有恃无恐地说了一句：“不怕，有兵在。”张之洞听后仰天长叹：“不意闻此亡国之音。”果然，虽然“有兵在”，晚清王朝最终还是无可避免陷入土崩瓦解的悲惨结局。如果官员无视百姓权益，而一味地依仗有警力为其“护驾”对百姓滥施暴力而不受法律的制裁，此种心态与做法，同样十分危险。
晚清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历史被赵烈文这张“乌鸦嘴”言中，44年后的1911年武昌起义，宣告了晚清王朝的灭亡。
而今之中国，“京门”气象整肃，国人忧心之处在于基层政权。一些暴力征地拆迁中，一些恶吏或公开依仗警力向百姓滥施暴力，或纵容包庇无良开发商作恶施暴，以至于出现开发商铲车碾死农民这样惨无人道的血案，无异于“明火执仗”，基层政府官吏手握公权却形同寇匪，能无忧乎？执政为民是公共权力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公共权力一旦匪化，基层政府为了部门的一己私利不惜将“秉公执法”的路子走歪，不但会让政府的公信力逐步流失，公权存在的合理性也会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甚至有让公权丧失其合法性的风险。
公权匪化，意味着本该保护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成了伤民的狼牙棒，其结果只能是损害公众利益，而养肥了一个又一个的“食利阶层”，甚至是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蛀虫”。更为严重的是，公共权力一旦匪化，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从谈起。普通百姓可能畏惧于公权匪化而成的“狼牙棒”的威力，一般都会选择隐忍退让。可是，当“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被某些基层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公众在公权匪化而成的“狼牙棒”面前忍气吞声之时，官与民的矛盾在逐渐积累，官与民的对立情绪在日益加深，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流失，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断被腐蚀，真要严重到“抽心一烂”之时，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孟子有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现代社会中，孟子的话用来解释官民关系，则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在征地拆迁中，一些官员有恃无恐慌动辄施暴，百姓心有忿恨却无计可施，老百姓能不视官员如寇仇吗？
郡县治则天下安。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恶吏或是直接向百姓施暴，或是躲在幕后“借刀杀人”，或是对作恶者百般包庇纵容，凡此种种，足以让共和国政权失去民心，足以动摇共和国政权的根基。作恶官吏，不予严惩，必失民心。但愿在法治的阳光普照之下，中国的吏治能够从严整肃，以抚平政府公信力“失血”的“伤口”，以挽民心之失，从此四海清平国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