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天涯论坛有人发帖，文中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称为“酷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先勃认为这话讲得不对，拆除违章建筑，是市容环境整治工程，还是解决百姓生活空间的民生工程，本就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此外，在他看来，拆除违建最大的压力来自强势群体，“特别是有些人打着这个名义顶着那个光环的”。（5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障碍，处于官场的无形纽带之中，执法者必须考虑严格执法对其他权力者利益的触及。即便强势者不是指权力者，而是富贵阶层，富贵阶层对优势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掌控、人脉的优势，同样是执法者的难题。
但在强调执法者面对强势群体的压力时，也要看到，这种压力更多其实是一种操作上的技术型压力，执法者只要有理有据，法律能够为其兜底，压力并非无解；另一方面，强势群体对于执法的干扰、阻挠，不可避免会受舆论抨击，舆论兜底同样是执法者的重要保护力量。这种压力，可以被技术的手法消解，正视即可，无限夸大倒有矫情之嫌。
真正值得重视的，倒是执法者面对弱势者时的压力。曝光的执法矛盾，几乎全是执法者与普通民众乃至弱势者间的冲突，冲突之所以多发，其实正在于执法者弱化了弱势群体所形成的压力。因为执法者与弱势者之间的不对等，执法者很容易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无压力”状态中，包括违建拆除在内的多种执法成为执法者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单向的管理和操作，缺少了面对强势者的那种细致、审慎和耐心。这种失衡，最终催生了一种悖论式的结果：一方面，在执法者看来，普通民众乃至弱势者的执法压力远远不如强势群体那般强大，但另一方面，执法者与弱势者的矛盾冲突反而比与强势者的矛盾冲突多得多。
拒绝以平等乃至仰视的姿态来看待被执法者，使得很多执法问题变得复杂。弱势者同样需要被重视，需要被执法者放在平等对话的位置上。当弱势者缺乏与执法者平等博弈的能力时，对执法者公正执法的考验，恰恰是最大的，这种对弱势者利益公正处理的压力，也才应该是执法的最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