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某地出差，听当地一官员讲，当地的一把手前段时间刚被双规，如今送过红包的都人心惶惶。因为当地设有廉政账户制度，让官员上交红包，不过这位官员朋友介绍说，这种廉政账户在实行中已经变味，反成官员腐败掩人耳目的手段。他说，当地一些领导就一边大肆收红包一边上交，比如收10个大的会交两个小红包。而纪委很不负责，官员交红包时并不详细登记谁送的，只登记谁交了多少。万一哪天官员被曝收了谁20万的红包，他可辩解说已上交了红包，总不至于10个送红包的都会现形吧。
这位官员朋友的介绍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不少地方当作反腐新招津津乐道的廉政账户，已异化成腐败的保护伞。不仅没有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为某些官员找到了一条“可进可退”的腐败隐身衣和保护色。
这位官员朋友所讲其实并非新事，在既有的腐败案中，已经暴露出“廉政账户”的异化问题。比如，湖南株洲环保局长文铁军前年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9万元、2000美元，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文铁军的辩护人提出，“近几年被告人上缴市纪委红包礼金7.18万元，应从受贿数额中扣减”。不过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文铁军上缴该市纪委的红包礼金属于查明他受贿数额的范围，故不会扣减。
虽然文铁军并未因所交红包而减刑，“边退边收”的腐败策略并未得逞，但此案起码暴露了两个问题。其一，“廉政账户”只是看起来很美，在现实中并没有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实效，很多官员都是一边收红包一边交红包，收大的交小的，收多数交少数，这让一些地方经常炫耀的“红包政绩”变得苍白无力。
更重要的是，此案暴露了“廉政账户”的制度漏洞。法官称：无证据证明文铁军上缴该市纪委的红包礼金属于查明他受贿数额的范围。这表明该“廉政账户”基本是一笔糊涂账，只有一个总体的数量，一个官员交了多少红包，但并没有每一次交的红包的详细说明，比如谁送的红包、送了多少、时间地点等等。这些信息至关重要，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这样才能形成反腐威慑力。一方面纪委可以查送红包的，遏制行贿，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收多交少，避免官员拿上交的红包当“退路”，去掩盖和抵冲已收的红包。
如果“廉政账户”是一笔糊涂账，则只会成为粉饰腐败的道具。纪委的面子上很好看，很多官员都上交了红包，似乎是莫大的反腐政绩，可这笔糊涂账会在稀里糊涂中成为腐败保护色。为什么不能将廉政账户做成清清楚楚的账目呢？这在技术根本不是问题，只要让官员交红包时填清楚就行了。这种看得见、很容易想到的制度漏洞，为什么一直没有补上？这种低级的疏忽，不得不让人怀疑反腐的诚意。
想起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葛剑雄，去年参加两会时爆出一料：他将图书馆的经费开支对外公布，他说，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腐败，购买图书时产生的回扣一直以来是行业惯例，回扣一年可高达几百万。葛剑雄说，这不行，这样的话，他没几天就要犯罪了，非公开不可。葛剑雄强调说“这是在救自己”。葛剑雄是值得尊敬的，他把握住了腐败的关键，他没有通过“退还所收回扣”这种行为来自欺欺人，他知道靠自己的自律根本抵制不了诱惑，于是就通过公开财务，让别人的眼睛来监督。经费开支全都公开，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想腐败想拿回扣也拿不了。
真正拒绝红包拒绝行贿的话，就应该向葛剑雄学习，在制度上绑住自己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