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南京发布空气质量红色预警，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知各区环卫公司购置专业防霾口罩，在第二天发放到所有环卫工人手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发现，河西建环环卫建设公司竟只给管理干部采购专业防霾口罩，却给环卫工人配备普通纱布口罩。（12月9日《南京晨报》）
一线的环卫工身处“霾”伏第一线，并且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为了城市更干净而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怠慢。如果说，专业防霾口罩一时购买困难，数量不够，仅有的应该首先满足部分一线环卫工，而不能是干部优先。无论是从“按需分配”角度，还是“按劳分配”角度，都只能这样、必须这样。因为一线环卫工最需要，并且是源于劳动需求。配备口罩，看上去只是一件小事，微不足道，但是，见微知著，这也是权利差异、利益落差的表现形式。
小到口罩分配，大到政策制定，都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利益分配，还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都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说过：我觉得要把满足广大困难群体的基本公共需求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点。困难群体的增多和利益受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也成为公平与公正的焦点问题。因此，要优先为困难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一线环卫工是一个值得解剖的“职业麻雀”——付出很多，回报较少；城市受益很多，个人收益较少；维护城市干净卫生尊严，个人尊严时有丢失……环卫工的“标签价值”尚处于量变阶段，或许，这个过程很漫长，因为职业间的权利差别依然很大，职业间的尊严含量依然不均。有必要反思“标签”盛行的社会根源，反思“标签”背后的正义失守，反思“标签”时代的制度伦理。只有清扫掉职业权利差异的尘埃，方能还原职业“干干净净”的劳动属性与劳动价值属性。
口罩捂不住“权利雾霾”。客观存在的权利差异，有的是明显的、看得见的，有的是“雾”里看花，尤其像那些浓缩成PM2.5大小的权利，人的肉眼根本看不清，这或可称为“权利雾霾”。有人调侃，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有网友一举推翻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的结论，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而这种“权利雾霾”却是牵着“权力的手”，制造出权利间“最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