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陕西三原县女教师李瑛在学校工作了29年，至今工资只有540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1050元/月，比她参加工作晚的老师，工资已涨到了3000多元。对此，三原县教育局有关人员解释，经过核实，李瑛没有编制，并不是正式教师（据1月13日《华商报》）。
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每月540元的收入，即使在最贫困物价最低的边远山区，恐怕也难顾上一个人的温饱，几乎就没有尊严和生活质量可言，而这位女教师在教育岗位上工作29年，得到诸多荣誉，每月的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当地教育部门一句“没有编制”，尽管有些冷漠，但却也是实情，没有编制，就意味着是“临时工”，而“临时工”无论是与“编制内”同在一个岗位，无论比“编制内”如何更努力、更辛苦、更敬业，工资收入都要比编制内人员低一倍甚至数倍，这却是被社会无奈认可又是“残酷”的现实。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宣传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多劳多得”，去年新的劳动合同法修改中，再次将“同工同酬”写入新法，并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但是，法律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不但“带头”长期聘用临时工来补充人员的不足，同样长期以来也没有执行这项法律，无论是“协警”还是“协管”以及各式各样的“协勤人员”，尤其是教育部门的所谓“民办教师”，他们与正式编制人员在工作上没有任何区别，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其工作量和辛苦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正式工”，但就因为有个“协”字，不仅同工同酬属于“奢望”，甚至还要为正式工们的责任充当“替罪羊”。
尽管在教育系统，很早就取消了“民办教师”这一称谓，但事实上在一些边远地区农村和“正式工”不愿去的偏僻山村学校，依然还存在像李瑛这样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教师”，他们不仅比城里的正式编制教师付出的更多，甚至一个人带几个年级甚至好几门课程，成了一些农村学校的“全能教师”，他们担任这种“临时工教师”不只是出于生活，更是出于对山区孩子教育的满腔热忱，既是这些山区农村孩子的老师，又充当起他们的妈妈甚至监护人，媒体曾不止一次的报道这些“编外”教师的感人事迹，更多像李瑛这样没有编制的教师，把自己的一辈子“耗费”在农村孩子的教育上，他们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并为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往往受到编制的限制，却不能真正成为国家承认和受到社会尊重的“人民教师”。
从李瑛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出，学校离不开他们，孩子也不能没有他们，地方教育部门更不能缺少他们，但事实上教育主管部门却很少真正关心过他们，即使有国家政策的明确规定，但地方对教育，尤其对农村学校教师编制的控制却显得相当“吝啬”，宁愿在某些可有可无甚至无关紧要的岗位上进行“萝卜招聘”，也无心为李瑛们增加一个编制，即使为他们稍增加些收入，有时还因为“财政困难”而搁浅，2007之前，李瑛拿过几个月的1000元工资，但随后又回到了起点，6年来一直在540元的月工资上原地踏步，如果说这540元是给一位农村教育工作者的酬劳，不如说是对我们重视农村教育的讽刺，甚至是教育的耻辱。
诚然，增加编制不是件容易事，编制也需要严格控制，问题时我们编制的出发点是什么，尤其是对一些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农村，如果教师编制仅仅是控制教师数量而不与实际情况相关联，有学校没编制或有学生没编制，这样的编制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同工同酬我们已经宣传普及了数十年，并且写入了国家的各项法律之中，特别是教育系统，本身就是教书育人，灌输培养正确价值观的职业，教育系统更应当不折不扣的来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而不是出于同情心理，通过某些看似体现关爱的渠道，给李瑛们一点“施舍”，教师是阳光下值得社会尊重的职业，无论他们的身份是属于编制内还是编制以外，只要教师是他们主要从事的职业，只要他们同正是教师一样为我们下一代的教育辛勤付出，落实法律法规给他们应有的“同工同酬”待遇就是最切实的尊重，而任何基于法规之外的同情或怜悯，不仅不是对教师的尊重，更是我们教育的“奇耻大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