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李卫华在今年两会大会的发言材料中指出：目前，超范围、超标准配车问题严重，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国先后颁布了多个公车管理规定，然而，实际拥有专车的干部范围远超这个规定，公车超标现象也十分普遍。2007年至2012年间，全国清理出的违规公务用车就达19.96万辆；此外，公车还助长了官本位和等级意识，影响了干群关系（3月11日《中国产经新闻报》）。
众所周知，公车改革至今已欲20多年，几乎与我国轿车快速发展及各项改革同步推进，但非常遗憾的是，公车改革非但没有收到明显效果，反而陷入了“摸石头”的泥潭，公车越改越多，公车私用越禁情况越严重，公车费用也是越限越高，每届两会，每年一度的两会几乎都成了热议的焦点，基本上成了“骨灰级”的难题，庞大的公车总量正成为众矢之的。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 全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现象。一位小学生的建议居然得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的认可。媒体记者在采访中很多人也表示，小学生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车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众监督。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大量存在的公车私用。
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没少想办法，有以改革为着眼点的货币补贴，有投入大笔财政资金给所有公车安装GPS以利于政府监管，更多地方则是不厌其烦的出台各种管理措施，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均不理想，公车私用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即使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风声正紧”的今年春节期间，公车私用依然是屡见不鲜。不过稍微留心各地推出的这些监督公车私用的办法措施即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在口头上、字面上欢迎群众监督公车私用，但实质上并没有给群众监督提供便利条件，反而一方面借遏制公车私用之名行变相发放福利之实，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监督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不仅如此，偶尔被群众发现曝光的也仅仅是少数军车、警车和喷有明显标志的执法车辆，而绝大部分官员“专车”和普通公务车同时也是公车私用最严重的公车则藏身在滚滚的车流里，不但让群众根本无从监督，也罕见看到有官方自己主动查处公车私用的报道。正如专家所说，让坐公车的既得利益者去监督治理公车，只会使约束机制徒有其名，监督也容易变成走过场。
相比起一些地方政府大动干戈且又“虚张声势”监督公车私用，而来自民间的解决办法似乎更是简单实用，正如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宇恒曾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民众期待的公车改革是取消公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车消费的规模，公车消费实质上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对这一块进行改革，势必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样就会招致抵触或不合作。“公车改革一直处于‘老大难’的根源在于改革所遇的阻力很大。”李研究员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不仅有官员表示完全取消公车还不现实，甚至对民众退而求其次的监督也是“叶公好龙”，早在2011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公车贴上统一标识，但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普遍认可，这次“两会”有代表委员建议给公车刷上统一颜色或标识，正如小学生提出的“红牌照”一样，结果可能还是不了了之。
稍微留心一下更不难发现，大凡涉及对权力保护的法规制度，不仅出台速度快，甚至能在公众舆论的不断质疑中“顶风而立”，在国家法律法规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也能有“选择性”的参照立法，当“房姐”“房妹”“房叔”被密集曝光和查处之际，某些地方政府忙不迭的出台所谓限制和规范“以房查人”的地方性法规，其流露出的袒护贪腐甚至被媒体炮轰为“权力耍流氓”。而一旦涉及对权力监督的法规制度，非但只见怀孕不见生仔，三公消费、公车私用、官员财产公示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是千呼万唤始不出，这种“只给米吃不给面见”的行政思维实质上正是权力抗拒监督的一种无赖表现，公车改革之所以成为“骨灰级”的难题，其实难就难在官员的决心而不是智慧，当不能有割自己肉的决心对公车进行“断臂疗伤”，公车私用不只是衍生腐败的温床，甚至可能是腐烂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