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陕西商南县第六次“广场问政”举行。当日被问政的分别是疾控中心、司法局、安监局、科技局。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承认管理不严，存在经费不透明现象。可随后暗访组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疾控人员证实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华中央狼狈而去。随后，广场问政主持人、商南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宣读县委《关于华中央等同志免职的通知》。据悉，这是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华商报 4月30日）

    最近几年问政成为官方主动推出的监督形式，电视问政、代表问政、群众问政、广场问政，地方特色甚浓。商南县“广场问政”从室内走到室外，从内部走向群众，比很多做戏表演的问政方式严格得多，现场围观的公众和冒雨参加的上级对此比较满意。但这只是现代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码， 是一场歪打正着甚至演练多次的公平正义。

    狼狈而去的官员、高声喝彩的公众，这样的“广场问政”虽好看，但并非常规的社会治理手段。因为，人大代表等最应当发力的监督渠道，平时也很难对被问政的官员明察暗访，自上而下的外在监督都不管用，“广场问政”是权力自己在监督自己，难道权力突然醒悟要自己“慎独”了？与此同时，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仍然是关住权力笼子的最大短板。如此一来，“广场问政”从形式到内容到结果，全都没有晒在阳光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结果正义甚至自然正义，说实话没人知道。

    无疑，“广场问政”特别吸引公众和舆论眼球，因为“公审权力”和“斩首示众”一样，

    很容易激起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就像看现实版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广场问政”也有人人皆知的前提，那就是“清廉官员”对阵“贪官污吏”，前者获胜给人们带来国家主人的感觉，因为总有包公、施公、海公把守政治底线。可是，按照现代政治理念判断，“官员作恶”是权力运行、社会治理的前提，谁也不能保证道德制高点上的清官永远如此，所以才要求用完善的政治体制、法律规范来约束。故此，“广场问政”只是权力自证清白的表演，就像先射箭后画靶的比赛，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监督。

    阅遍古今中外资料，国人素有清官情结，但清官与贪官的对决，个案的胜利难掩普遍的失败，甚至贪官治国成为循例。因为，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到底都是充满情欲的人，总会遭遇现实羁绊制约，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人治，人走政息的结果从开始就注定了。以此观之，“广场问政”会定期释放不满的社会情绪，但却无法消弭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感，隐藏在背后的社会问题仍将成为大问题。因为，“广场问政”不能总是纵向比较得出进步结论，还应横向比较看看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