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近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发布的数据中，有关国人休闲的占比时间引发热议。除去工作和睡觉，2020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比2018年少了25分钟。专家表示——超长时间工作影响健康，工作效率也高不了。（8月17日《科技日报》）
过劳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的身体健康带来损害，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未能让身体得到有效的休息，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般会出现各种症状，除了总量越来越大的亚健康患者群体，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猝死案例。从天涯副主编金波晕倒在北京地铁6号线后再也没有醒来，到年仅24岁的苏州工程师因加班熬夜最终猝死医院，过劳死已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利，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敲响了国民健康的警钟。
另一方面，超长工作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而是走向事态的反面。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指出，适当的休息能令大脑恢复活力，有助提高工作效率。国外的实践证明，通过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企业为职工心理健康投入1美元，可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5－16美元。事实上，一个员工长期在高压环境中工作，无论是个人的工作状态还是实际效率都会受到影响，若能得到适度的休息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比超长加班得到的结果更好。也正是基于此，才造成了996工作制成为众矢之的，这种近乎于病态的加班文化也饱受诟病。
即便在此语境下，相比于2020年，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还比2018年少了25分钟， 足以说明实际情况极不乐观，超长时间工作的状况亟待改进。从成因上分析，主要因素在于超长加班的企业文化，挤占了员工的休闲时间，使得他们有效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再加上带薪休假等制度未能得到落实，员工的休息权未能得到实质性保障。不过，除此之外，劳动者在主动争取上的意识不足，也是权利得不到保护、就业环境难以优化的关键因素。一项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显示，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对此，有人将这种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归咎于“低薪制度”作祟，单纯将矛头指向于用人单位。诚然，在加班上用人单位确实具有相当的主导优势，但供需之间可以形成双向制约，劳动者也能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形成反向力。比如，假若劳动者不愿加班或不加班，将少加班作为一种习惯和文化，参与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实施加班的门槛也会不断提高，劳动者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休闲时间。在国外，严谨的德国人很少加班，他们总是把工作计划安排得井然有序，落实到小时。墨西哥工人即使他们兜里没有钱，即使你付3倍的加班工资，他们也不加班。
简单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最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既是个体也是群体素质的体现。加班有其合理性，在明确的标准下，如何看待和管理时间，则需要个体的努力与实践。一个成功的人士，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时间管理大师；而对于一个员工来说，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必须懂得如何管理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断提高效率，像“挤海绵里的水”那样，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在一张一弛中掌握原则和边界，过劳的危害才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始终成为“纸面的风景”。（堂吉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