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曾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巴黎公社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尽管只存在七十二天），“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有“不要当大官，要干大事业”的告勉。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可图”大体也是这个意思。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6年11月21日向公务员发出警告时也说：“如果你们想赚钱，那就去做生意。如果你们想继续做公务员，那就请你们靠一份国家工资生活。”（见 2006年12月1日 《文摘周刊》第1版）
想发财就别当官，此论如说在我们建立新中国前的历朝历代，肯定不入流，因为当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就是当时官场的“主流意识”。就是置于现在，恐怕也不很搭调。不只因为早有贪官创出“玉律”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还由于因为封建传统观念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当官发财的意识依然在国民中绵延未绝。
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权”的存在对当官发财起着一定的诱导作用。譬如，官职越大，挣钱就越多、住房就越大、轿车就越好、老婆孩子工作就优越。眼下，几千个人报考一个公务员的“热门职位”可见端倪。再加上权力的过度集中与变异，使得有些官员点个头，就有人送礼；说句话，就有人行贿；打个招呼，就有人把巨款打进卡里；写个条子，也有人将成千上万的财物送到家中。沈阳原市长慕绥新重病住院后，有人竟穿上白大褂假冒医生去送钱，以致后来其家属发现一纸箱子钱都不知道谁送的。南京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仅在一起土地置换中就得到贿款8250万元。实在说，在法德失衡、权力又失去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当官想不发财都很难。
并非“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想发财的就不去当官在一些国家倒是有所认同。美国加州核桃市华裔市长林恩成，曾三任市长又三次退位，既无权，也无钱，收入在市政府官员中最少，当市长12年比市政府聘任的公务员工资还低10多倍。权力也十分有限，什么项目批示权、人事任免权都没有，即便在发票上签个字也要领导成员投票决定。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市长艾尔由于职务补贴很少，为了生活，不得不在周末重操为市民掏烟筒的旧业。还有的在任市长的同时，业余兼做箍桶匠、修理工或业余教师等其他普通工作。法国埃斯普莱特市市长安德烈，由于不给薪金，就利用年有5周的休假到酒店掌勺做大厨。（见《东方早报》）所以很多人还来竞选市长，有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有的是为了报效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反观我们的官场，由于理想与信仰的迷失特别是权力监督的失控，难免就给“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官员洞开了方便之门。也许那个四川眉山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余治平所作的“不收钱会被耻笑为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的“忏悔”，反从另面提供了反腐的鉴戒。宗旨观念不确立，反腐制度不完备，民主监督不落实，“当官为了发财”的肯定会趋之若鹜。换言之，如若官员也像人家市长那样权力有限、待遇很低，但只讲求“服务”、“奉献”、“公仆”，真不信还有这么多人削尖脑袋往上爬。
共产党的“官”原本应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令人充满希望的是，习近平不仅警告“想发财就不要来当官”，而且党的十八届政治局一开局，就告诫认清“四大危险”，保持忧患意识，并把反腐败与反对官僚主义首先提上日程，制定了“八项规定”，包括“不封道、不迎送”等具体严格的条款。决心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最近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身体力行，清廉亲民形象使民众增强了信心和希望。这，无疑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中央领导率先清廉亲民了，看哪个还敢在“当官为了发财”邪路上胡闹把戏？！
“想发财的就不要来当官”，既是严肃告诫，也是为官的“底线”。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官员倘不能在这个“底线”上持守操行，践行“党的宗旨”、“执政理念”等势必落空，“人亡政息”也并非惊人之语。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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