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很多地方又迎来了接待高峰。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无奈地这样对记者说。年底了，很多部门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他一天陪着泡了八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了，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到来。还有接待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有一次接待，他吃了四次早餐：“没办法，一大早就得赶场子。”（据2012年12月21日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一天8次温泉，一早4次早餐，看似笑话，实则实情，可能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来的都是上级领导，不陪不行，接待拉近感情。”这位副县长到底是无奈还是窃喜，未必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其实，这种啼笑皆非的接待习惯，只不过是体制腐败之一斑而已。“陪官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陪者皆乐此不疲，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君授的官员任用体制。
笔者注意到，针对国内官员“陪官生态”的乱象，有网友列举了一些国外官员“抗上”作风的事例来告诉人们，在他们的“陪官生态”中，无法找到下级官员“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检、陪会、陪吃、陪玩、陪游”等元素。不要说来了市长、部长、副总统，就是总统大人来了，地方官员该干啥还干啥，不可能停下手中的活儿，来三陪四陪的。这绝对是真实的事实。
问题是，国外官员为什么都自然而然的不给上级领导面子，当面晒他们的台，根本就不把上级领导放在眼里呢？答案非常简单，这是因为，权力民授，上级官员决定不了他们的前途命运。他们的乌纱帽是普通老百姓给的，他们必须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对官员的根本利益，即对他们的升迁任免拥有终极主权，任何一级的行政长官，包括作为主权代表的议员也只是拥有次级权力，他们的权力都是通过老百姓授予而来的，因而在行使权力时如果不对老百姓负责、行为无力或者滥用授权，达不到老百姓的预期，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可能会随时被老百姓中止或收回，所以他们才敢于亲下抗上。
在政治领域里，作为一种特殊利益的权力，其拥有者（即官员）的责任指向和权力来源在主体上必须具有同一性，权责同源。也就是说，权力由谁授予，就对谁负责。如果权力民授，则对民负责；如果君授，则对君负责；如果权力神授，则对神负责；如果权力自授，则对自己负责。利益由谁给予，官员就对谁负责，此乃“有奶便是娘”也。
事实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之所以敢公开拒绝奥巴马总统希望到该校演说的请求，不给奥巴马选举拉票的机会，其理由并不一定就是出于怕总统的到来会影响学生上课，而是奥巴马总统决定不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无权给大学拨款，无权任免大学校长，更无权让大学校长升官，学校公事公办不买他的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样看来，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官场“陪官文化”为何生生不息，被一些官员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正是由于干部人事制度的长期积弊，即事实上权力君授、权力由上级授予的官员任用体制，造就了媚上冷下、亲官欺民的社会生态。无奈，当权力由君授予时，官员必须对君负责，只有对君负责，千方百计亲近上级领导，增近感情，升官才可望可行。而“陪官”正是亲近上级领导的良机，一旦陪好了，不仅能增加“印象分”，还有建设得倾斜、拨款获特批、提拔有份等诸多好处，为何不陪呢？甚至为陪领导高兴而舍出老婆小姨子的，也不乏其人。
规范政府行为，制约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败的切入点。所以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反腐败永远都不是单独针对个人的，而是从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首先是人事制度的改革，使公共权力运行得到有效的制约。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遏制制度性腐败、体制腐败。否则，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与其痛恨“陪官文化”，不如改革官员任用体制。废除“陪官文化”应始于官员任用体制的积极改革，真正实现权力民授，让老百姓决定官员的根本利益，官员才会视百姓为上帝，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服务。
参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