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至27日，有关网络“新枫桥经验”的一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层重庆厅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广西、湖北等地官员、专家、企业负责人等，不时提起发生在山东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徐玉玉案”。同样事关网络安全和治理，2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指出，网络恐怖和违法犯罪大量存在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秩序。（12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乱世用重典，良法促善治。今夏的“徐玉玉案”，不过是网络犯罪中的冰山一角，更多同样悲怆的故事，掩埋在冰冷的抽象数字间。
全球来看，每年全球经济因网络犯罪损失超4450亿美元。据美国征信服务巨头益博睿日前发布的《欺诈经济学：规避快速增长和创新中的风险》显示，我国网络犯罪导致的损失已占GDP总量的0.63%，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如果以上数字还比较文雅，不妨看看下面这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互联网黑灰产业从业人员已超40万，比前年同比涨90%，规模据估过千亿元。2015年人均年收入约为30万元，接近2015年全国人均GDP的6倍。仅去年，中国电信诈骗总额就达到222亿。
面对此般现实，如果仅仅靠公民“不随意丢弃包裹面单”等小偏方来治大顽疾，显然层级太低、效果有限。一句话，网络犯罪日益“现代”，捍卫安全岂能“传统”？这就不能不提“新枫桥经验”。上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举世闻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最终“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2年之后，面对网络犯罪猖獗的现实，阿里巴巴等网络企业与各级各地政法机关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开辟出了一条警企合作、群防群治的新模式，被誉为网络“新枫桥经验”。
“新枫桥经验”其实不过是正视了两个现实：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犯罪信息和犯罪线索不再来源于公安机关，而是来自于互联网企业。二是网络犯罪的特点，使得互联网企业成为风险防控的“重点敏感地带”。比如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上，中国云计算安全政策与法律工作组发布的《中国云计算安全政策与法律蓝皮书（2016）》指出，云服务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用户数据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信息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大，防护如果还是碎片化、传统化，恐怕就会牛栏关猫、防不胜防。而“新枫桥经验”，其实也未必多么玄乎，说白了，不过十二字箴言：警企合作，群防群治，敢于创变。
如果说支付宝解决了网络交易的信任问题，那么，“新枫桥经验”则意在纾解花式网络犯罪顽疾。在英国，有53%的罪案涉及互联网犯罪；在美国，互联网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面对网络犯罪逐年高涨的逼人态势，因应信息化与数据化的现实，用好企业这个最大的“群众”，群防群治、群策群力，开放而多元的法治，必能对网络犯罪秀出肌肉和牙齿。（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