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号贩子则大大加重了这一“社会病”。今年年初，一段“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被疯狂转载，高点击量反映出公众的感同身受和愤慨。视频播出后，全国许多省份进行了排查号贩子的工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解决号贩子问题”也成为焦点。现在，八部门的专项行动，既是对公众呼声的及时回应，也传达出政府部门矢志消除痼疾的决心。
为何会出现号贩子？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全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最优质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导致大量外省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需求产生市场，而供给的不足必然导致价格飞涨，号贩子能够存在，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握着的一张张“专家号”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一观点稍不留神便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号贩子通过倒卖挂号而获得的收入，只是在补足专家号“应有价值”和“票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为此，甚至有经济学家撰文，说什么“全社会都该感谢号贩子”。按照这种逻辑，在未充分缩小地区医疗水平差异的前提下，除了默认号贩子的“加价”（或依需求贩售专家号）外，并无根本办法。其实，对医疗卫生问题，机械地照搬照套经济学原理容易得出可笑的结论。相信不会有人愿意等到医疗资源大致均衡了才着手消除号贩子。更为均衡地配置医疗资源，自然有利于号贩子的消除，但二者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后者则是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毒瘤。公众之所以痛恨号贩子，在于如果默许号贩子的做法，甚至走向“谁出价高谁说了算”的境地，那就等于变相剥夺了绝大多数人平等就医的机会。餐馆吃饭等号，我们尚且明白先来后到的道理，何况关乎健康的大事呢？正因为号贩子用所谓的“市场原则”破坏了平等就医规则，才需要不遗余力地打击他们。
医疗问题不能简单依靠市场原则来解决，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面前，经济利益常需作出让步。所以，号贩子及连带的畸形产业链，一经发现便需连根拔起，绝不能手软。《方案》指出：“（中远期）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抓好落实，规范医疗机构广告宣传行为，斩断‘号贩子’和‘网络医托’利益链条，铲除‘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生存土壤”。由于号贩子问题涉及的关联方较多，各方管辖归属一直是推进问题解决的瓶颈。《方案》集八部门之力，有助于理顺其中的权责关系，斩断产业链。
对专项行动，普通人最关心的是行动的实际效果。为彻底消除号贩子，将“号贩子入刑”的呼声一直很高。毫无疑问，号贩子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的惩处力度较为薄弱，不足以震慑、打击非法行为。但《刑法》毕竟是一套系统的法律，作为打击犯罪的“最后防线”，贸然将一切棘手问题统统收入囊中，未必能充分发挥出《刑法》的效力。而《方案》首次提出的建立“号贩子黑名单”等做法，可以视为一种折中尝试。那么，如何利用黑名单及与之挂钩的社会信用体系，如何在专项行动结束后将这些制度转化为长效监督机制，将直接关系行动的效果和后续工作的走向。（施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