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中午，成都市万年场片区紫东芯座小区，一中年男子混进小区，正准备偷盗摩托车被巡逻人员逮个正着。闻讯而来的居民，激动之余将该男子挂上“小偷”标牌示众，并令其当众下跪。随后，接警而来的万年场派出所民警将该男子带走。据查，该男子平日在万年场租房居住，有吸毒前科。但令其下跪并对其挂牌示众，法律人士认为，这一行为对该男子造成了人身伤害，有损其名誉，有悖相应法律规定，实不可取（据5月12日《华西都市报》）。
从现代法治文明角度来看，居民群众抓住小偷蟊贼之后，将其捆绑下跪、挂牌示众，既有悖法治，是一种人格侮辱，也是一种滥用私刑的违法行为，如果在此过程中，对嫌疑人造成身体伤害达到“轻伤”程度，还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然而人们也知道，将这类盗窃群众财物达不到犯罪数额的小偷蟊贼送交公安机关处理，一般是批评教育训诫，充其量也不过是行政拘留，既很难平息心中的愤怒，无法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也很容易导致嫌疑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伸出“三只手”。事实上，很多“惯偷”在心理上并不十分惧怕警察和法律，而最恐惧被群众当场抓住遭受拳脚。
在坊间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对于偷鸡摸狗的盗窃行为，向来是“抓住一顿捶”，这也与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王法”观念沿袭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盗窃犯罪不但送到官衙会挨板子甚至酷刑惩处，即便被群众当场抓住乱人打死，非但不被视为犯罪，甚至还会受到“官府”的褒扬。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盗窃犯罪对社会危害很大，某些盗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心理伤害又极其严重，人们在痛恨之余，更难以抑制行为上的冲动，某地甚至出现过盗狗贼被群众围殴致死的案例。
盗窃不同于其他犯罪，当群众家里或随身携带的钱财转眼间被偷窃，瞬间产生的痛恨心理很难抑制，尤其是某些特殊的治病救命钱被窃之后，给失窃者甚至会带来致命的打击。但由于法律对盗窃犯罪的惩处，往往是根据盗窃财物价值数额来量刑，对于数额不大或未成年人实施的盗窃行为，大多够不上犯罪标准，即使群众将其抓住送到公安机关，往往也是“前门进后门出”，缺少必要的惩处，非但起不到震慑盗窃犯罪的作用和实现“天下无贼”，甚至还会养痈成患给受害人带来报复，而这样的案例也不鲜见。
实际上，抓住小偷蟊贼将其捆绑示众甚至暴力围殴早已屡见不鲜，还有将其拍照上网“羞辱”的案例也是层出不穷，严格按照现代法律条款，这些行为既违法也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无论是社会还是警方，只要没有给嫌疑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一般情况下也都给予了“宽容”，这实际上也是对盗窃犯罪行为痛恨的一种“社会共识”。群众乐意“整”蟊贼，从某个角度，也折射出现代法律对盗窃犯罪惩处“温柔”的一种无奈。如何科学运用法律，在保障文明又起到严厉震慑盗窃犯罪，同时又能平息社会对盗窃犯罪的“情绪冲动”并消除这种粗暴的“私刑”，很值得司法等相关部门做出积极探讨。总而言之是，盗窃犯罪需要依法打击，“民愤”需要安抚，小偷蟊贼的人格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与善待。（朱永华）
